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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造就其学科交叉性 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其发展历程与前景均显示出在学科愈分愈细的同时，也出现一些研究课题需多个相关学科协同攻关方能获得解决的现象。这其中，一些具有明显交叉性的学科自当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前已述及历史地理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而其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主要源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 历史地理学之研究对象，侯仁之先生等学科创建者们早已揭明：“主要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⑨这里所指的地理环境，既包括气候、地貌、江河湖海、植被、动物等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政治(国别、政区)、民族、人口、经济(农业、牧业、林业、工业、矿冶、交通、商贸)、城镇、军事、文化等人文地理环境。同时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是要探明上述种种地理环境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迄至当今之这一人类历史时期主要在人为活动导致下所发生的变化。很显然，在人类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长度的时段(即包括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长时段、只包括某几个发展阶段的中时段以及仅涉及某一王朝之某一期间的短时段)，在不同的人为活动(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影响下发生的环境变迁，其变化性质与程度以及其后果都是不同的。这一研究对象的多种多样又错综复杂状况，要求历史地理学者需要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研究问题，遵循相关的学理原则，采取相应的方法、手段，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取得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因而历史地理学必须具有充分的交叉性，才能胜任由于研究对象的极其复杂提出的不同课题的研究任务。例如，为了研究论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黄土高原上之毛乌素沙地的形成年代以及原因问题，承担这一研究课题的历史地理学者除要通过历史学研究方法，把握这一区域历史上相关民族进退与人口分布、历代王朝和有关政权攻守统治以及生产活动方式等状况外，还应具有现代沙漠学的一定科学素养，掌握该沙地沙丘活动规律与沙砾物质之来源。侯仁之院士于20世纪60年代初率领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前往毛乌素沙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对今陕北靖边县北部红柳河北岸建于公元413年之十六国时期夏国都城统万城废墟作了踏察后，结合夏国首位国王赫连勃勃在汉奢延县城旧址上改建为都城统万城之初，曾登高远望，纵情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⑩论定公元5世纪初，统万城附近区域没有流沙踪影。通过进一步查证史料，他判断当地遭风沙侵袭应始于公元9世纪初的唐长庆年间(821-824)，至10世纪末叶，《续资治通鉴长编》明文记载当地已“深在沙漠”。(11)这就是说，侯仁之先生认为毛乌素沙地南部统万城遗址一带是南北朝之后，至唐代经人为不当垦殖引发就地起沙而逐渐沦为沙漠。然而有学者引证北魏时著名学者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卷三中记载之奢延水(今无定河)其上游出自“赤沙阜”，所经有“沙陵”、“沙溪”等，就断言北魏时统万城一带就有沙丘，已出现沙漠。实际上，从沙漠学所论定的沙丘判断，位于河滨湖畔的沙滩、沙丘不属于沙漠类型的沙丘。(12)至于奢延水(今无定河)上游的“赤沙阜”，实际上即是地质时期白垩纪形成的紫红色砂岩，也即是地貌学家命名的“丹霞地貌”。今靖边县龙洲乡无定河上游之一的芦河发源处分布的大面积丹霞山区，已于2012年11月7日被靖边县政府明令确立为丹霞地貌景区，加以保护建设，并向游人开放。(13)这一事例说明，对历史上的一些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如不将史籍文献的收集考证与相关学科之研究相结合，进行交叉性综合性研究，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侯仁之先生曾明确指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14)史念海先生对此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并进而发挥道：“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可以有用于世的学科，应该通过深入的研究，使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5) 综上所论可以从中概括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包含四个部分：首先是复原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方面的地理环境；其次是揭示出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方面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状况及其规律；再次是依据前述研究成果阐明研究区域当前地理环境形成的由来、原因与特点；最后，则是根据前述研究结果，针对研究区域存在的相关的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保护与改善的建议，发挥其警世资政有用于世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的多样性(也可称为“多层次性”)也必然要求研究者，针对具体研究课题，综合相关学科之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交叉性的深入研究。例如，人类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水患严重问题，向为史学家关注。至近代，一些水利史学家通过搜检多种史籍资料，将历代黄河下游河道溢、决、徙的年代与地点一一罗列，并进行统计。有的水利史学家从中发现，从东汉初至唐末之八百余年中(有说近千年)，发生的各类水患较其前期与后期均要轻微许多，并将之归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受命主持黄河下游河道修治有方。对此问题，谭其骧先生从历史地理学之理论观念出发表示质疑。为此，他将研究的区域从黄河下游上溯至黄河中游，从下游沿河一条线扩展至整个流域一大片，还结合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退消长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变异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重加审视研究。结果得出了王景治导是很成功，但并非黄河下游一度安流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对土地利用是否合理。(16)谭其骧先生的论证无疑对黄河下游东汉初年以后一度长期安流的原因作了更全面的揭示，对人为活动的影响作了更深入的剖析，对当代治理黄河也提供了更具实际意义的历史借鉴，应该说不论在学术层面或是在社会效应上都更具积极意义。尽管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如认为对东汉初至唐末黄河下游水患灾害统计上有少量遗漏，或认为造成黄河下游东汉后一度安流的不止土地利用这一个原因等；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否定东汉初至唐末黄河下游确曾一度安流的史实，也未能否定黄河中游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结论。而这一成果的推出，显然是得益于历史地理学理论观点的指导与其多学科交叉性特点及多种研究方式的成功运用。 最后还当述及，与前述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紧密相关而使历史地理学具有的“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兼容，古今贯通”等特点，也造就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因为此四大特点中，“时空交织”中时间尺度与空间视阈，“人地关联”中的“人”与“地”两方面的要素，“文理兼容”中相关的文科与理科，都是多种多样的；至于“古今贯通”，不仅要求研究内容尽量关照现实，实际上还含有尽量从古今贯通中揭示出相应的发展演变规律。上述特点所具内涵之简要概述中自可感受到拥有此四大特点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必然会具有多学科的交叉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