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通过系统考察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及其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晚清传统航道图的编绘存在两大类型，一种是传统山水绘法，一种是平面符号表示法，但传统山水绘法占主要地位。伴随19世纪末川江行轮的兴起，西方现代测绘技术开始应用于川江航道图的编绘实践。而在西方人的刺激下，民国时期国人亦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勘测川江水道，并以此作为收回航权的技术前提。从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看，不仅清晰可见中西方对川江航道讯息处理的空间差异，同时也反映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理念的碰撞、交互与融合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就是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的展开、发展与确立的过程。 关 键 词：晚清民国 川江 航道图 西方测绘技术 作者简介：李鹏，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 川江航道水势险峻，曲折迂回，乱石横江，险滩林立，船只往来稍有不慎，即有沉溺之患。晚清以来，为使川江往来船主认明水径，有关川江航道图的编绘从无到有，逐渐增多，形成一项专门之学。同时，伴随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与发展，川江航道图编绘开始摆脱传统方法，逐步向科学性与现代性过渡。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史已有初步研究，特别是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一书简要介绍了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大致框架，还从中西技术对比的角度提出若干重要的学术论点。[1]蓝勇《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2]《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3]两文进一步梳理了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基本厘清了晚清以来传统川江航道图籍的版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并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转型问题做了初步探索。然而，上述研究不仅对晚清传统川江航道图编绘谱系的阐释有所出入，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问题也未及深入，对近代西方人测绘川江航道图的发展脉络亦有阙漏。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近代地图史的视角重新梳理其演变路径，以补充当前研究的不足。 一、传统的延续：晚清国人绘制川江航道图的轨迹 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传统山水写意法，另一种为平面符号表示法。前一种方法多与中国山水画技法相通，并以散点透视为基础；后一种则多采用象形符号表示地物，且多采用计里画方之法。运用中国传统方法绘制川江舆图古已有之，较著名者如《蜀川盛概图》、《岷江图说》等，但其图绘内容多为展示沿途山水景致，不仅对航道本身着墨不多，也无助于川江行船，不能归入航道图的范畴。严格地说，国人对川江航道进行较全面考察，且绘成航道图始于晚清时期，它的兴起，当与晚清川江木船航运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而在这一时期国人所绘川江航道图中，传统山水写意谱系又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伴随近代地图印制技术的发展，晚清传统川江航道图在编印方式上多系共存，由手绘、版刻逐步向石印过渡，但彼此并无明确分期，仅是一种渐行的趋势。 就传统山水写意绘法而言，目前所见最早的手绘川江航道图是《巴东县长江图》。该图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编号史580159，但图中未注明绘者，系单幅纸本设色，图廓48.1cm×80.9cm，绘制年代不详。有学者将绘图年代定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以后，[4]然此说过于笼统，从图中所表现的人文景观看，大致可判定其绘制时段为道光十八年(1835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间。就图绘内容而言，该图采用中国传统山水写意法形象描绘了晚清川江巴东段水流、礁石、江滩等各类航道地物，并以贴红记注航道险滩的分布与急流水文情况，特别是图中多注明“报部险滩”字样，可知其绘制人员当为政府办事人员，目的在于提示行船安全。该图也是目前仅见的山水写意法绘制的单幅川江航道彩绘图，但其绘法原始，表现内容也限于一县之地，对航段内礁石险滩的位置标示既不详尽，亦不准确，故仅可作为手绘川江航道图的例证。 较为系统的川江航道图志肇始于《峡江救生船志》，最早为水师新副中营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版。①作者贺缙绅，号笏臣，后归宗罗姓，湖南平江县人，曾任湖北宜昌镇总兵。[5]光绪二年(1876年)，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途见峡江覆舟溺水惨状，于次年捐白银10000两，以6000两给四川，4000两给湖北，创办救生船义举。时任湖北巡抚翁同爵委托程以辅会同贺缙绅，查明峡江沿岸险滩情形，并以此笔经费，“钉造大小红船十五只，连旧有红船四只，摆江二只，并入管理，共计二十一只，分驻沿江险滩，统归贺(罗)缙绅经理，随时督率救护。”[6]而贺氏亦忠于职守，不仅周历各滩，勘明水道，还进一步增设红船，随时布置，成效颇著。清代沈云骏《峡江救生船记》就载其“亲巡险要，就泊红船……每申令麾下士卒，谓行舟猝遇暴风，撞击巨石，必以救人为急，次及货物。敢有乘危匿货，诈伪索谢者，重惩无宥。”[7]可以说，正是贺缙绅的认真负责，川江救生船制度才得以进一步发展，而《峡江救生船志》的写作缘起也与其多年管理救生船的经历密切相关。 《峡江救生船志》正文2卷2册，附刻《行川必要》1册，《峡江图考》1册，共4册。白口，单鱼尾，版面29×17cm，封面左上方用楷体竖题“峡江救生船志”，扉页版心用篆书墨题“光绪丁丑仲秋水师副中营印刻”。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清代峡江救生船的制度源流、空间布局、管理方式、运营成效、红船形制等各方面内容，还运用山水写意手法绘制宜昌虎牙滩到万县狐滩段345公里的川江航道形状以及救生船、炮船设立的位置，详细记录沿途礁石分布与险滩地名，全面展示了峡江导航、救生与标险等行江概要，图文互证，甚为珍贵。所附《峡江图考》共68幅分图，刻绘精细，刊工峭劲，不仅为清季版刻之杰作，也是不可多得的三峡风景巨幅画卷。对此，英国人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评价道：“在中国，扬子江救生船网是我遇到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官方机构，宜渝间水道沿途险滩都有救生船驻泊，并按现存方式分布。该体系的总部设在宜昌，并由一位贺姓将军指挥，其职责为维护川江航道安全，拯救江上濒于危险的船客。而贺将军在其精心编绘的图册《行川必要》中，不仅列举了上千处险滩，还为行船避免沉溺提供了详细的航行指南。”[8] 由于《行川必要》有志无图，仅为《峡江救生船志》附刻部分，故可推断约翰·立德所见图文兼具的航道图籍应为《峡江救生船志》，由此可见该书影响之大。换言之，《峡江救生船志》不仅是晚清难得的“三峡概貌图”，更是一部极具实用价值的“行船指南”和“川江航道救生图志”，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尽管《峡江救生船志》代表了晚清版刻川江航道图的最佳水平，但其图绘内容仍成片段，阅者仍无法尽窥川江全貌，书中亦多展示沿江救生船及炮船位置，对河道本身描绘则有失简略。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巴县县令国璋编纂《峡江图考》一书，首次采用中国传统山水写意法绘制了完整的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图。该书最早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上海袖海山房书局石印出版，后又多次再版。[9]国璋编绘该书，正当19世纪末约翰·立德意欲驾驶“固陵”轮上溯川江，以强取长江上游内河航权。当时川督刘秉璋深恐川江开放后，侵夺木船生计，即派国璋与重庆知府一道，赴宜昌与立德交涉，严拒其入川。[10]而国璋正是在川江行轮一事的刺激下，因感形势有变，遂对诸滩险要留意有加。换言之，作者编绘该图，正是意图考察川江航道形势，以备不时之需，实蕴经世致用之意，绝非“徒诩游历之见闻，舆地之考据也”。[11]而就该书编绘的知识谱系看，作者一方面参考前人著述，特别是针对《峡江救生船志》“详南略北”的缺陷，增补了川江宜万段北岸的内容。另一方面，作者在宦游之余，历经多年努力，“行峡八次，每当停泊辄询榜人，凡躬历诸险必详究委末，记之以笔”，[12]通过实地踏查，逐步增绘川江渝万段险滩图，最终完成国人所绘首部川江宜渝段全程航道图志。 《峡江图考》首版应用当时上海先进的石印技术印刷，图绘内容更加贴近实际，一山一水、一礁一石都摹绘清晰，避免了版刻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笔触逼真、纤毫毕现，故可更加细致地再现川江航道险滩林立的历史场景。该书封面题名“川行必读峡江图考”，分上、下两册，上册扉页用隶体书“峡江图考”。叙后是“宜昌至夔府水道程途”，其后为正文分图，共53幅。其后又书“夔府至宜昌水道程途”，以便于检阅。下册封面与扉页同上册，内文开始是“夔府至重庆道程途”，共44幅。其后为从尾至前的“重庆至夔府水道程途”。这便是所谓“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反复顺逆，皆可浏览”。[13]这种编纂体例适应了三峡行舟的特点，上水下水皆便浏览，反复顺逆各取所需，可谓别具心裁，在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14]在构图上，与《峡江救生船志》相比，《峡江图考》采用对景法描绘川江航道，改变了前者单一的透视方法，使得河道礁石相对，河岸两分，更具直观感。 除上述山水写意绘法外，传统平面符号体系绘制的川江航道图虽不占主流，但仍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所见《四川省额设救生船只驿站渡船水手挑夫各项数目图说》最具代表性，该图系彩绘单幅地图，由清末四川按察使司编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图，未注比例，图幅61cm×106cm，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号01454。[15]图中用粗细不同的线条表示川江水系，用方形套圆、方形与圆形分别表示府州县治所，用船型符号表示救生船与渡船，依次标注当时川江额设救生船只、渡船与水手挑夫的数目及分布，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清末川江航道管理与救生制度的详细情况，当是国内最早采用平面符号绘制川江航道救生制度的彩绘地图。 应当承认，川江传统航道图在西方绘图技术传人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以山水写意法绘制的航道图，突出中国传统舆图形象化的视觉特征，取法自然，图绘精美。尽管有学者认为其“绘事未得其法，而以写山水之皱法出之，与实际殊谬，未可以供行轮之参考也”。[16]但川江传统航道图的绘制人员多属晚清地方政府官员，绘图目的是为服务行政管理，其知识背景与绘图技术也都根源于中国传统时代，强求传统航道图与行轮相配套，未免有削足适履、方凿圆枘之感。换言之，只有在近代川江行轮兴起后，伴随西方人对长江上游的探查，川江航道图为适应行轮需要，方才引入现代性的变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