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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性的引入：近代西方人测绘川江航道图的实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逐步取得了汉口以下长江航线的内河航权，为进一步打开中国西部广阔市场，西方势力积极谋求在长江上游的通商特权。为此，英国人最早尝试现代测绘技术勘测川江航道，作为川江行轮的前提。早在1861年，英国人托马斯·布莱基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就组建了一支“扬子江上游考察队”，从上海溯江而上，沿途积极收集水文资料，勘测川江险滩并绘制扬子江航道图，一路航行5个月之久，直至四川省屏山县而止。这幅最早由英国人绘制的川江航道图原名The Yangtsz Kiang，from Hankow to Pingshan，from the Survey of Captain Blakiston，直译为《扬子江汉口至屏山段航道图——基于布莱基斯顿船长的调查》，由John Arrowsmith绘制，1861年在伦敦出版。然该图基本上只是一个概况图，图绘内容亦十分简略，诸多航道细节都未能标注，故无法满足航运需要。 1869年初，英国海军亦曾派遣一测量小组勘测川江，一直深入到奉节，但因所乘木船上行太过艰难，当年4月26日返回宜昌，故未能对奉节以上航段实施测量。此次行动小组的道逊上尉在他的报告中感慨：“在该航道上行船是那样困难，在今后若干年内轮船不大可能使用那一段航道。”[17]1872年，英海军以此次实测材料为据，出版了一张《岳州—夔州航行图》，图号为英国海军海图第1116号。[18]尽管该图仅为单色印刷，只描绘出川江局部航段，但从绘制方式上看，图中不仅采用晕滃法对该航段内险滩碛坝皆详细标绘，同时参以侧影法表示山尖，间注高度与英文地名，颇具现代性。此后近30年间西方人对川江航道的实际勘测趋于停顿，但其谋求川江通商行轮的活动却从未停歇。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重庆正式开埠。1896年，上海总商会派员至重庆查看商业情形，并建议测量全部川江航道，以此作为长江上游行轮的准备，但并未见诸实践。 1898年，约翰·立德驾驶“利川”小火轮试航川江成功，这极大刺激了英国政界与商界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欲望。为及早构建川江商业运输体系，当时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爵士极力强调轮船开往长江上游的重要性，向英国政府建议对川江航道进行详细测量，并由英国政府承担一部分测量费用。窦纳乐在备忘录中还建议：“为了改良此一水道，当然还需要详尽的测量及巨大的开支，这些险滩的每一个特点，必须详为记述；洪水的变化和特性以及各种障碍均须在枯水时加以发现。”[19]1899年初，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川江测量费用由英国政府承担，并派出两艘兵舰“乌德科”(Woodcock)与“乌德拉”(Woodlark)于当年上溯川江，一路上勘察水道，对于沙洲浅滩及潮信涨落，都详细进行绘图。应该说，此次航图测绘还是较为精审的，唯一不足是未对川江水道深浅进行测量。但由于正值长江上游地区反帝运动高涨，此次川江水道测量活动被迫搁浅，最终两艘兵舰为保护英美侨商撤离重庆。[20] 19世纪末，法国势力也开始染指长江上游地区。为服务川江行轮，掌握航道状况，1897-1898年间，法国人蔡尚质②对长江上游宜昌至屏山段航道进行测绘，并按1∶25000比例制成川江航道图，名为《上江图》。[21]该书一册共64幅图，分图可拼合，系套色石印对开本，1899年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印制发行。为编绘《上江图》，蔡尚质先后两次乘坐木船测绘川江航道，以上述实测数据为制图基底，《上江图》详细标绘长江上游宜昌到屏山航段地形特征、岸线走势、航道水深，各图均详细标出经纬度与磁偏差，且采用中、法、英三种文字注记说明航程远近，极为详尽。图例内容包括沙泥沙地、石丸石弹、低矮石壁、高削石壁、县镇村庄、寺庙高塔等，信息丰富，较为准确。这不仅是目前所见第一次采用现代测绘技术而成的川江航道图册，也是近代西方人对长江上游进行实地踏察的宝贵资料，为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在当时国内除上海外极少有技术力量印制出版，土山湾印书馆采用先进的套色石印技术印刷，不仅印制精美，装帧考究，还是当时土山湾印书馆“汉学论丛”系列作品之一，因其贡献甚深，还获得法国巴黎地理学奖与科学技术奖。[22]尚质辞世后，天文学家高均撰文称：“氏于30年前尝雇乘民船上溯，西入夔门，历测沿江各埠经纬度。数十年来，继起者尚不多见，以故遗著图籍，迄今尚为沿地学者珍若拱璧。”[23]蔡元培也评价：“全国之经纬测量，实始于清初……嗣后二百年，杳无继轨。间有从事者，大抵出于西洋教士，如佘山天文台前台长蔡尚质，以长江上游轮船难通，尝于30年前雇民船上溯，西入夔门，历测沿江各地经纬度，厥功至伟。”[24]上述评价虽有所过誉，但比照晚清国人所绘《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等川江传统航道舆图，该图更富科学性与现代性。西方人在该图的影响下，不断沿川江航道进行测绘，不仅用意一脉相承，绘法亦多有相似性。而中国人在此基础上，逐渐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编绘川江航道图，以方便川江行轮。换言之，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方式的现代性转型，基本上是以该书为嚆矢的，故其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在《上江图》的基础上，从1902年起，此后十余年间，法国海军又多次对川江航道实施测绘，复经海关副巡江司等进行修正，逐步完成一套更为成熟精细的川江航道图册，[25]比例尺1∶20000，共计67幅，图中详细标绘川江航道8英尺(2.43米)等深线和沿岸礁石高程，在精度上比《上江图》有所提高。这套法国海军所绘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出版后，即成为通用的川江航图的标准文本，并被多次转绘。当时的《重庆海关报告》亦高度评价：“1923年，中国海关印行的宜昌重庆段、重庆叙府段、叙府嘉定段和重庆合川段的航线图(根据法国海军部水文司航线图复制)，已经证明参考价值甚大，至于河床深浅、滩水力量、救生器具等图表也证明具有重大价值。”[26]正因其对川江行轮的积极意义，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川江上仍多采用该图作为航行指南。然而，《上江图》与法国海军《长江上游航道图》均无详细险滩礁石的图说资料，有图无文是其缺憾。为进一步方便川江行轮，长江上游首任巡江工司英国人蒲兰田(S.C.Plant)特著《川江航行指南》一书，1920年由上海总税务司造册处首印出版。书中内容根据著者多年积累之川江航道资料与行轮经验，不仅详述川江宜渝段航行水程及险滩情况，还编绘多幅航道图以备参考，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书成后，著者又将其连同《川江行轮章程》一道分发于川江各轮船、港口，使得此后川江行轮有章可循，驾领有规可遵，航运日趋有序。书中绘有川江航道图共22幅，计总图1幅，分图21幅。总图即“扬子江宜渝段水道图”，图中采用蓝色填充川江航道，用晕滃法标识周边等高线地势，用英文依次标示沿途城镇与险滩名称，并用不同颜色符号标注各类信号设施具体位置与不同水位救生船分布变化，进而绘出宜渝段川江航道整体走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川江航线的大致情形。各分图则绘出川江分航段内水文变迁、险滩位置、信号设施以及行轮上、下水之具体航线，同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配以详细险滩资料，精准可靠，于川江航运大有裨益，被誉为是“每一个希望晋升为川江轮船船长和领江的必读之书”。[27]可以说，《川江航行指南》不仅是此前历次航道测绘的整合提高，更是近代西方人编绘川江航道图的杰出代表，因其编制精密，资料详实，故被多次转译改绘，影响较大。 此外，近代日本人也步西方人后尘，逐步加强对长江上游地区的踏查。[28]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也编印了一部《扬子江案内全》，于1932年刊行。该套长江航道图是该舰队参谋长冲野亦男海军少佐在1926年日军对长江各航段和沿岸考察研究的稿本基础上增补编纂的兵要地志资料。书中正文部分主要为长江各段航路图以及长江沿岸各重要城市“市街图”，特别标注日本领事馆、租界、日本学校、商社位置、日侨人数，总计50幅。其中包含7幅“川江航道图”，所绘内容除详细标出川江各航段内城镇与险滩位置、名称外，还搜罗川江沿线文史掌故与古典诗词，注记在图幅空白处。在兵志地图中大量穿插风景名胜介绍，多有附庸风雅之嫌，但作为日本海军军用地图，更值得我们深思制图背后的险恶用心。 应该看到，近代西方人对长江上游的测绘制图，更多伴随其对川江航运的侵略过程，然其在测绘技术上的科学性，又成为川江航道图现代性的起源。当然，走向现代性的前提是川江行轮的兴起与发展，这源于轮船运输对航运线路、航路水深、航行测度等都有不同需求。航运方式转型必然要求航道图在内容编绘上的变革。换言之，正是川江航运的近代化与西方测绘技术的传播，共同促使中国传统航道图编绘方式产生重大变革。而且，西方航道测绘相比传统川江航图，技术优势较为明显，较能真实地反映川江行轮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航道图导航避险的实用价值。在西方人的刺激下，民国时期国人开始采用现代测绘技术勘测川江水道，并以此作为收回航权的技术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