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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性的展开：民国时期国人编绘川江航道图的探索 民国伊始，国人在传统绘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逐步采用西方现代测量技术测绘川江航道图。1915年，川路公司经理刘声元倡议川江凿滩，以利本国轮运事业。同年冬，修濬宜渝险滩事务处在重庆成立，刘氏任首任处长。为早日完成川江凿滩工程，事务处“选专门测绘人员，上下宜渝，穷探曲折”，[29]编绘川江航道图，名曰《峡江滩险志》。该书始编于1917年，由江津蒲宇宁总负责，分段则由赵书瑜、刘祝岳、刘月松、王子元等人测绘，后经巴县史锡永、刘树声、云阳彭云星等编辑，书成后上交北洋政府陆军部，请求资助出版，却遭答复“本部用途甚少，实无印刷之必要”。[30]1922年，由刘声元交北京裕源公司与和济印书局合印成册，自行付梓。全书凡3卷，版面为31cm×26cm，比例尺为1∶367000。在编绘体例上，仿《行川必要》之例，篇首冠以《峡江图语释》135则。然后是《峡江总图》63幅与《峡江滩险分图》40幅，且分图有详明比例尺和英文拼音标注。最后则配以《宜渝河道全图之图例》和《宜渝水道纵断面全图》，并用文字分叙航道各滩险情况。从该书所绘具体内容看，各图不仅详尽标明航段各程之枯水线、略测线、石盘、石梁、暗礁、崖峡、碛坝、沙泥、乱石、河流方向等，亦详细标注航道两岸支流水溪、山脉山沟、城垣庙宇、街市场镇、桥梁关卡的具体位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峡江航道的地理形势与险滩情况。整套图册结构相辅相成，图文之间彼此印证，故其价值较高，颇为珍贵。诚如邓少琴所评：“以国人实际测绘而列为图经者有之，则当自《峡江滩险志》始，虽测量仅显一度不会比海关川江河床图三次改正之精确，然实际之测绘，取材之丰富，编制之精密，盖亦有足多者焉。”[31]可以说，该书不仅充分借鉴近代西方测绘之技术优势，亦保留中国传统航道图编绘之精华，在某些方面比近代西方人测绘的川江航道图更具实用价值，但因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知者甚少。 1923年，川江轮船公司发起者杨宝珊因感“捷足者先握其权柄，川江无华轮之创，则航权必落外人之手”，[32]遂取晚清国璋所绘《峡江图考》一书，参照中西书籍，“汇而校勘，复加参订”，于宜昌重庆两港注明轮船码头与堆栈处所，附以《川江行轮免碰章程》、《轮船悬灯图说》、《万县分关章程》、《川江标杆救生船图》等内容，重新名曰《最新川江图说集成》，[33]付诸重庆中西书局石印出版。从编绘方式上看，该书虽以传统航图为主，但又增加若干新式航运资料，可谓旧瓶新酒，中西合璧，“不特木船轮船获益非鲜，即往来行旅批阅如同指掌”。[34]其中价值最高者，堪为新增之《川江标杆救生船图》。需要说明的是，该图乃杨宝珊据英国人蒲兰田(S.C.Plant)所绘“扬子江宜渝段水道图”转译而成，并添加若干警告、海阔水准标示与编者题识，不仅是较早采用西方测绘技术的川江航道图之一，也是近代以来长江上游航道图绘制方式流变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国人编绘现代川江航道图的起步阶段，那么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性与现代性就成为国人编绘航道图的核心理念与集体诉求。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1937年，盛先良编著《川江水道与航行》一书，在绪言中作者坦言：“余之编著是书，简言之，有动机二：一、我国正欲收回各帝国主义者在华之航权，觉现应在各方面从事事实之准备。二、吾人设欲消灭历来墨守成法之因袭意识，觉即宜普遍提倡科学方法之研究。”[35]为达上述目标，该书多取材蒲兰田所著《川江航行指南》一书，但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不仅详细介绍川江航运起源、水文情况、航标配置、航行纪要等内容，还借鉴西方科学手段编绘21幅川江险滩图，各图均详细标示川江航道水流起伏、标杆设置、航行线路等地理信息，多有益于航行实际，为国人行驶川江提供了详细资料与科学依据。 1938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为整治川江险滩，掌握战时川江航道资料，特组织水道测量队，对川江宜渝段航道进行全面水准测量，完成769千米，历时一年，绘成水道图138张，滩险图16张。其中，水道图比例尺1∶5000，图廓78cm×58cm，各图详细标绘等高线、水标站、信号站、碇泊地点、水流流向等航道信息。险滩图与水道图图幅大致相同，比例尺1∶2000，图中标绘各险滩航道同深线、各种水位上下航道以及各种航道标志。[36]1941年起，该会又对渝叙段小南海等险滩进行航道测绘，并绘制了相应的航道险滩图。同时，长江上游巡江事物处在执行川江助航设施“三年建设计划”中，对川江宜渝段洛碛、风和尚、柴盘子等10处险滩进行测绘，总计27千米，并绘制水道分图50幅。[37]此后，在1940年至1941年枯水期，又先后完成川江渝叙段珊瑚坝等17处险滩，约59.3千米的水道测量。 此外，1939年，卢作孚受当时粮食部委托，负责掌握粮食水运速达的有效办法，以解决后方粮食匮乏危局。此后，四川粮食储运局配送处专门编绘了一套《扬子江航道平面图(重庆至宜昌)》，于1943年刊行，以便利战时粮运。全套图共4张，比例尺1∶250000，现藏四川省档案馆，各图均采用标准指向标，但多根据航道走向偏转幅度，故每幅图的指北方向都有所不同。图中标绘宜渝段航道、聚落、险滩等之分布及名称，并详细标示聚点仓库、县仓库、分仓库的具体分布地点，是一套反映抗战时期后方粮食转运的专题性航道图册。同时，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为培养战时川江航运驾领人才，特由顾久宽编著《扬子江宜渝段航行指南》一书，于1945年刊行。书中对长江上游宜渝段上下水正常航线、特殊水道、锚位、航标解说、航行术语、航行章程、历年海损、船舶绞滩规则、国际避碰章程等内容均择要说明，中附20多幅川江水道图，比例尺为1∶12600，各图均详细标示长江上游宜渝段险滩碛坝情况，为研究抗战时期川江航道图编绘提供了详细材料。 综上而言，民国前期国人所绘的川江航道图，在编绘方式上往往新旧杂陈，明显带有转型期的特征。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有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因为中国传统地图绘法基本上是非数据的山水写意体系，没有比例尺、位置、距离、高程的概念，[38]这与西方以经纬度控制和等高线标示法绘制的航道图有着截然不同的技术规范，而这种技术转型绝非一日之功，背后往往涉及文化理念、教育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深层变革。因此，民国前期川江航道图现代性的展开，往往带有中国传统地图编绘的若干痕迹。及至民国中后期，伴随本土川江航运公司的发展以及西方科学主义与测绘技术的广泛传播，国人所绘的川江航道图无论在成图手段、图式系统、测制规范上都与西方相差无几。而在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往往成为隐形的推动力，而科学也作为现代性的象征，成为与西方相颉颃以挽回航权的知识工具。 地图作为表达地理环境的空间图像，除去本身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也是一种空间记忆与地理想象。特别是在古旧地图中，既隐藏对历史时期相关时代的丰富地理感知，又蕴含不同地域社会的多样化传统。就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轨迹看，不仅清晰可见中西方对川江航道讯息处理的空间差异，同时也反映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理念的碰撞、交互与融合的过程。以中国山水写意绘法为主的传统航道图谱系和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航道图系统，两种地图在绘制的背景、目的、技术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方向。[39]但西方绘制航道图的方法，以其精确的测绘技术，在近代川江行轮兴起的背景下，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山水写意绘法，并以科学性为表征，最终西方现代航道图范式得以确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代川江航道图的现代性就是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的展开、发展与确立的过程。 以往学界对近代川江航道图的研究往往以西方制图学作为衡量标准，对晚清山水写意法绘制的传统航道图多予以批评，认为其没有数学基础，科学性不够，有欠准确。应该说，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0]因为川江传统航道图本身植根于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经验土壤，是否具有精确性既非其本意，亦无法掩盖其社会文化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大多数川江传统航道图的绘制者，都是晚清地方官员或者所谓的“通儒”，采用描述性的山水图画符号，更易阅读交流。[41]相比之下，西方测绘而成的航道图则需要专门的地图学者或制图专家，多需专门训练方能看懂图绘内容。而川江传统航道图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通过山水写意的手法，同时配以大量注解文字，穿插介绍晚清川江航运时事与俚俗传说，颇为形象地总结了长期流行在民间的川江航行经验，这种编绘方式不仅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升华，更是西方现代航道图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 然而，这种植根于乡土的地方文化实践，在川江航运近代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测绘技术与现代制图理念的渗透，最终伴随“地方性知识”的逐步消退，“普遍性知识”单向存在。本文中，笔者虽以西方现代制图技术的影响程度划分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演进阶段，但仅仅承认这是一种客观性的事实，在科学话语渗透的条件下，积极反思近代川江航运史研究“传统”与“现代”的二分阐释框架，才是笔者隐含的目的所在。换言之，就近代川江航道图编绘的演进路径看，从传统时代的“多系并存”到近代社会的“科学宰制”，所反映的不仅是西方测绘制图体系的最终胜利，背后实则伴随晚清以来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话语竞争以及川江航运近代化的复杂纠葛过程。因此，简单地采用“传统/现代”判定“落后/先进”，不仅有失武断，更无助于对川江内河航运现代性的深层阐释。而从近代地图史研究的角度看，如何突破此前过分“科学化”的阐释体系，进而从“知识史”或“文化史”的路径研究近代川江航道地图绘制技术的现代转型，则是日后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