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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文炤的经学 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号恒斋，湖南善化人，清初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学家。根据李华芳《李恒斋先生行述》、周正《李恒斋先生墓志铭》等文献的记载：李文炤在早年结识善化熊超、邵阳车无咎等学者，遂以周、张、程、朱之学为“入学之门”。③又从沩山张石攻、邵阳王醒斋等人问学，“自后潜心理学，其于科举业淡如也”。④李文炤虽在康熙五十二年考取举人的功名，但绝意于仕途，婉拒了所授予的谷城教谕一职。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炤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李氏阐扬程朱之正学，修订《岳麓书院学规》，“四方闻而景从者，不减百人”⑤，可见李文炤的学问在当时的湖南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文炤对入仕为官无甚兴趣，而终生沉潜于学问，于经、子、集三部皆有撰述，其中以解经之作最夥，说解理学著作之书次之。解经之作中，《周易本义拾遗》六卷、《周礼集传》六卷、《春秋集传》十卷被著录于四库存目类；《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四十六卷⑥，《家礼拾遗》五卷《附录》一卷等皆是李文炤的用心之作。李氏说解理学诸书中，有《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正蒙集解》九卷、《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皆著录于四库存目类。李文炤所撰的《恒斋文集》中，除有不少说解六经的文章外，还有以诠释与称颂程朱理学为主题的诗作。 1.李文炤的经学旨趣 关于李文炤治经的学术旨趣，前贤的记叙或研究中有两种略微不同的意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将李文炤与方苞等人并列入“守道学案”中，并对其生平有简要介绍。而后李肖聃《湘学略·恒斋学案第八》、杨树达《〈恒斋文集〉提要》中皆指出，李文炤治经以朱子之学为宗。最近有关李文炤研究的著作中，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陈代湘《湖湘学案》，杨旭的硕士论文《李文炤礼学思想研究》都认同李、杨的观点。 而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列“薑斋学案”一目，以王夫之、罗泽南为传主，附列李文炤、邓显鹤为“别出”之学者。⑦刘氏的划分虽有新意，但未能说明理由。徐世昌所编《清儒学案》则称： 湖湘之间，自船山王氏后，多潜修其著述。可称学术纯正者，推恒斋李氏。同游诸人，皆恪守程朱之说。当时未大显，镜海唐氏乃表章之。⑧ 《清儒学案》认为船山之学代表了清初湖南学术的最高成就，虽在清初的特殊环境下无法光大，但在湖南境内却又一批“潜修其著述”的学者。《清儒学案》一方面认为李文炤“学术纯正”“恪守程朱之说”，与唐鉴等人的观点相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李文炤等学者研修船山著作的“事实”，试图说明船山之学对李文炤等学者的影响。 上述两种判断，当以“李氏学以朱子为宗”的论断更为准确。朱子作《周易本义》《太极解》《通书解》等，李文炤在朱子的基础上略有补充完善，故李氏相关著述均题以“拾遗”，以示尊崇之意；朱子对于《周礼》的研究没有专书，李氏则仿照朱子《诗集传》、蔡沉《尚书集传》之体例，旁采宋明儒者的解经成果，撰成《周礼集传》。从义理方面看，李氏更多的是复述朱子的理学观点，如《恒斋文集》卷三《论》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论》《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论》《仲尼颜子所乐何事论》诸篇，诠释“太极”“无极”“气化”“孔颜乐处”等概念，皆以朱子之说为准的。相反，李文炤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只有在《楚辞集注拾遗序》中提及船山的《楚辞通释》，并无更多论述船山之学的言论。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刘师培、徐世昌等人关于李文炤之学颇受船山学影响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2.李文炤的经学史观 考辨与评骘历代经学源流，是学者研究经学的重要一环。经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在解经时的材料选取、价值评判等问题。那么，在李文炤看来，六经无疑是经学史的源头，而汉唐至明代的经学诠解之作则是流衍。李文炤在评论前代经学源流时曾有一种粗略的划分，其云： 汉注唐疏，管窥蠡测者也。宋儒传注，神会心得者也。然度数之纷赜，可考而知之；义理之精微，可思而得之。⑨ 在李氏的观念中，汉唐经学讲求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其主要的为学取径在考证；而宋代(至于清初)的学术以理学为主，更重视学者自身的思辨与体认。经学史上的考证派与义理派之间，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入学门径有异，但均属经学的重要流派。同样，考证派与义理学均有自身的缺陷。李文炤在评议明初所修《春秋大全》时曾说： 汉儒解经而经亡，明儒遵传而传晦，厥罪惟均而已矣。……欲望其一道德而同风俗也，岂不难哉？⑩ 汉儒以固守师承家法而使得经学走向中衰，明廷因偏尊胡安国《春秋传》而使学术弊病丛生。在经学史上，一旦某种研究范式被过分推崇，那就无法避免沦入僵化与衰落的局面。因此，在李文炤的经学史观中，汉唐经学与宋明经学两派，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盛行，而到乾嘉之时却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取向。如果将李文炤的这些论断，置于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便可知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可视为不偏不倚的通贯之说。 李文炤在通论经学史时虽有较为通贯的认识，但他对每朝的经学思想与经学成就的具体评价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李文炤尽管称赞汉唐经学为“管窥蠡测”之学，实则他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对汉唐的经学注疏不甚措意。以《周易本义拾遗》为例，李氏在此书中都较少直接引述汉注唐疏。《拾遗》采用“本卦六画冠首”的诠释角度，虽与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相关论述暗合，但李氏亦无提及贾《疏》之处。相反，《拾遗》更多的是吸收了程颐、归有光等人的观点。《周礼集传》《春秋集传》均以采录宋明儒者之说为主，李文炤显然更倾向于宋明经学的为学路径。李文炤对宋代经学评价较高，宋代程朱理学所昌明的道统，便是儒家的正宗。而朱子在李氏心中便是道学的宗主，其所编《语类约编》的序言说： 宋之道统，先知先觉，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则，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无内无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贞乎。(11) 这种论断与李氏的治经旨趣是颇为一致的。相应的，李文炤对明代宗朱的学者评价也较高。《恒斋文集》中虽在多处力辟湛若水、陈献章、王阳明之说，但对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成就颇为推崇。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文炤所理解的经学史中，“经学”与“理学”并不是判然两分的。李氏也并不将程朱理学当做完美的教条加以崇奉，而是在认同程朱理学的基本框架下有所补充完善。李文炤在于同乡黄琰(上珍)论学时曾说： 盖朱子之于圣学，譬诸李沆、韩琦，安社稷则有馀，拓边境则未暇。故四子之精蕴阐发无遗，而六经之名物度数，则未免于阔略也。(12)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李文炤对朱子学的批评意见。尽管自明初以来，不少学者以述朱为能事，对朱子的理学推崇备至。而李文炤虽墨守朱子的理学观点，但对朱子有关名物制度的研究有所保留。李氏将“经学”与“理学”绾而为一，统归于礼学。故李文炤在三礼学上用力最勤，所作的《周礼集传》《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拾遗》旨在补充与修正朱子的礼学。 3.李文炤的礼学 台湾学者邓克铭曾指出清初的学者“在批判明末空谈心性的声浪中，礼学的重建，最足以显示扎实的学问性”。(13)清初礼学的兴起，既有统治者积极提倡的因素，也是经学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前文已揭，李文炤于群经之中，最重三礼。而李氏在经学研究中，礼学的成就最大。其所撰《周礼集传》《家礼拾遗》《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在观点与方法上多师法于宋明儒者。 在三《礼》之中，李文炤对《周礼》用力最勤，所撰《周礼集传》是他治经的代表作。《周礼集传》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之类。四库馆臣对《周礼集传》评价颇低，以为此书不过是宋明礼学之余绪而已。馆臣的论断，自有其预设的背景。如果回顾到李文炤本身的撰述理路来审视此书，则此书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周礼集传》的体例与取材。每卷之前均有解题，在解释具体名物制度之时基本上是随文衍义。根据杨旭的统计，《周礼集传》征引前代学者的治经言论达九百余条，而其中采录宋明儒者之说尤多。 (二)《周礼集传》对《冬官》的处理。《冬官》缺亡既久，后世儒者亦往往深以为憾。如李文炤便感叹：“《冬官》之职亡，而天下之废事多矣。”(14)自宋代俞廷椿以来，补述《冬官》之作不绝如缕。而李文炤对俞廷椿、何乔新等人割裂“五官”中以补《冬官》的做法不以为然。李氏认为，要补《冬官》，当“旁搜官名于传记之中，以志其梗概”(15)。从《周礼集传》来看，李文炤补《冬官》的取材主要在《国语》《逸周书》《四民月令》等书。相较宋明以来的补《冬官》之作，李氏在取材上亦稍有新意。不过在馆臣看来，这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师心自用罢了。 (三)对《考工记》的相关论断。厘清《考工记》的作者与成书时间，是清代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李文炤在《周礼集传》与《十三经源流辨》中曾说： 《考工记》乃周人省试百工之书，观其国号有秦，殆东迁以后之所作乎？详于车制而不及舟，则必出于西北人信矣。(16) 杨树达在20世纪40年代为李文炤《恒斋文集》作提要时，曾称赞李氏此说与江永之说相同，并且成熟更早。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一》考证如下： 《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卢，郑之刀，厉王对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17)从二者有关《考工记》的成书时间来看，二者确实是一致的。李文炤以《考工记》不详于舟，便判定《考工记》的作者是西北人；而江永则通过《周礼》郑注断定作者为齐人。李、江二说实则有较大差异。江永的意见为后来大多数礼学家所接受。而李氏申辩未详，只是在此提出了某种猜测。这种治经的取向，在李文炤其他的经学著作与文章中有所体现。 此外，李文炤尚撰有《家礼拾遗》五卷。其书大旨是通过《仪礼》与《家礼》的互证，彰显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念，将《朱子家礼》中所涉及名物制度解释得更为详细精确，同时力辟佛老之说。综上所言，李氏在治《礼》时仍是深受宋明儒者的影响。从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的系谱中看，李文炤治《礼》的最大的成就是将程朱的性理之学与有关《三礼》的名物制度研究绾而为一，使程朱理学中伦理的神圣性与规范性透过礼制落实在践履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