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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廷灿的经学 余廷灿(1729-1798)，字卿雯，号存吾，清代长沙县人，有《存吾文稿》四卷、《诒谷堂诗集》一卷存世。余廷灿是清代湖南地区继王文清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经学家，他在研究经学时贯通子史，不分汉宋畛域，尤其擅长天象经纬、几何勾股、律吕音韵等学问。余廷灿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充任翰林院检讨。 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考据之学甚为炽盛。前文已揭，郭嵩焘便认为在乾嘉之时湖南地区“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而以往研究湘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接受了郭嵩焘的论断，以为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仍是抱残守缺，与汉学的风气了无相涉。郭嵩焘的这段议论或受时势的影响，或受自身识见的限制，与史实并不相符。乾嘉之际的湖南经学家，如王文清、余廷灿等，既服膺于程朱之教，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汉学的观点与方法。根据余廷灿在《存吾文稿》中的回忆，余氏早年曾向王文清讨教治经门径等问题，王文清径答以“熟读《十三经注疏》”。余廷灿在《寝衣辨》中也说“《说文》之大有功于《十三经》，而治《十三经》者诚不可不读《说文》矣”。(32)由此可见，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家已经开始正视汉学的观点，并修正了自身的为学之法。而余廷灿屡至北京，与当时一流的汉学家交往甚密，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汉学家。余廷灿研治经学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存吾文稿》中。从《存吾文稿》的“杂著”“书”“传”中可以窥见余氏研究经学的三项特点：一、汉宋兼采：既尊程朱之教，又服膺考据之法；二、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三、转益多师，与名儒反复辩难，预“乾嘉汉学”之流。以下试分而论之。 1.余氏治经之汉宋兼采 当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学界不少大儒均视宋学如草芥。高谈程朱义理之徒，往往被汉学家打入另册。余廷灿则对鄙蔑程朱义理之学的风气不以为然。《存吾文稿》卷首“杂著”部分则有《原文》《原心学》《原才》《无极主静辨》《慎微》《显微》《诂易》诸篇，大旨皆在申论周敦颐、朱熹的理学观点。如《原心学》一篇中说“心妙万物，于其变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万物，于其天而不容以人参伪者也。性不与心杂糅，而心亦本不与性分割者也”(33)，此段援引朱子之说，简而有要地概述了心与性的关系，同时力辟佛道说心性之虚妄。又如《原才》一篇中说“性无形而才有质，专言性则人与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则人与物分焉者也”(34)，余氏以“才”的有无来划分人与物，又以“才”的大小来解释孔子所言“性相近”之说，其实仍属于沿用程朱理学的思维方式。此外，《无极主静辨》一篇在维护周敦颐之说，《慎微》《显微》两篇则旁采《诗经》《尚书》以证朱子心性之论。 余廷灿一直以汉学家的身份名于世间，学界对他的义理观点关注极少。平实而论，上述余廷灿诸篇论述义理的文章，大多都是沿袭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与思维方式，并无多少创新。但从此亦可窥见余廷灿重视义理，不废宋学的治经主张。推而论之，余廷灿在研究经学上确有汉宋兼采的取向。 2.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 重视三《礼》，是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的共同特征。余廷灿曾推崇王文清的《仪礼》学为“海内推健者”，而余廷灿亦师从王文清研治礼学。《存吾文稿》中有不少考证礼制的文字，这也是学界前辈已经有所关注的地方。杨树达为《存吾文稿》撰写提要时曾说： 卷一“释射”一首，取凡与射义有关之文字一一加以诠诂，与沈彤《释骨》、任大椿《释绘》、孙星衍《释人》体例略同，而博洽亦复相类；《旅酬考》《九献考》二篇，融会经文，条举件系，令读者于繁复之礼制一览瞭然，最为详核。他如《寝衣辨》据《说文》证寝衣之为被，《   考》引戴震、阮元之说而加以申证，皆考核详明，不为肤论。(35)杨树达所论诸篇，确为《存吾文稿》中考证礼制的精湛之作。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旅酬考》《九献考》诸篇，“皆推阐不深，固未足以经学名家也”，并说“其考证名物，信无以望并世吴皖诸儒”。(36)而在张舜徽晚年所著《清儒学记》中却对此说有所修正，他转而认为上述考证礼制诸文皆是余廷灿的“经心之作”，并认为他的治经途径“已和当时的吴、皖诸儒很相近了”。(37)《释射》援引《周礼》《尔雅》《史记》《韩非子》等书中的相关文字，条分缕析，对“射”字的本义及引申义进行了证明。《旅酬考》《九献考》均旨在明辨诸礼中的细节，对古礼今用等问题亦有所论述。 《存吾文稿》中还有《读〈曾子问〉》等篇是余氏有关三礼的作品。《读〈曾子问〉》通过《礼记·曾子问》与《仪礼·士昏礼》的对比，分析二者在记载“未成妇”上的差异。余氏最后总结道：“或曰：《仪礼》，经也；《曾子问》，变礼也。予曰：变而不失其正而后可通也……因次之以俟通经者解焉”。(38)余廷灿治礼，往往采用以经证经的方法，对比三《礼》中相关记载的异同。对于这些差异，余廷灿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类似《读〈曾子问〉》一篇则因缺少旁证则暂时存疑。余廷灿研治礼学，颇为精审，从他的论证方法、文献的选取以及对学界成果的吸收情况来看，其礼学造诣确实可以比肩吴、皖大儒。 3.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存吾文稿》中有不少关于清代经学家的传记。如“书”类的《王船山先生传》《朱侍读学士筠传》《江慎修永传》《复纪大宗伯书》，“记”类的《戴东原事略》，皆“翔实可诵，又自有阐幽表微之功”(39)，堪称清代经学史研究中的宝贵史料。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屡次获得进京的机会，能与当时一流的考据学大师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存吾文稿》中有《书〈仪礼郑注句读〉后》对清代兴起的《仪礼》学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称赞张尔岐此书为清代《仪礼》学“诸家之先导”(40)，《书〈尔雅正义〉后》对邵晋涵《尔雅正义》的纠谬之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对于经学上的疑难问题，余氏往往汇采汉学家诸说，旁征博引，以成其论断。然而，余廷灿却不迷信权威。《戴东原事略》是研究戴震生平的珍贵史料，学界已多有研究。亦有学者仅凭《戴东原事略》便认为余廷灿是服膺于戴氏之学，这是不够确切的。余廷灿对戴震之说有吸收亦有修正，他虽从未见过戴震，但对戴震“沿字以讨其词，沿词以通其意”的治经主张是深表赞同的。尽管如此，余廷灿在《〈周礼〉太史正岁年说》对戴震的观点仍有所批评，以为戴震在解释“太史正岁年”的问题上“骋其锋辨”(41)而误解了郑注。余廷灿对风靡一时的戴学有一分为二的公允之见，同样值得学者关注。 通过以上对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三位学者经学思想与成就的概述，可知梁启超、郭嵩焘关于清代前中期湖湘学术发展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经历了从崇尚朱学到师法汉学的演变，明显受到了不同时期学术风尚的影响。 除了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这三位经学家外，这一时期内的陈鹏年、罗典、欧阳厚均等人在经学领域皆有一定的造诣。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史，虽不及江浙等地大家辈出，但却有其自身的演进脉络。从清代前中期诸多湖湘经学家的治经旨趣来看，他们皆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兼采汉学的为学方法，而不废程朱的性理之说。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