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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文清的经学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后世学人将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与王文清并称为清代湖南“四王”，推崇王文清为清代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史大家。在清代湖湘经学的研究中，有关王夫之、王闿运与王先谦(亦有学者合称此三人为“三王”)学术的研究成果已有汗牛充栋之势，而有关王文清学术成就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专列“王文清”一目，对王氏的经史著作、经学旨趣进行了介绍。张舜徽在评价王文清的学术地位时说： (王文清)研究经学，造诣很深，实开湖湘朴学之风，是一位承先启后、很有影响的人物。(18) 王文清在早年曾与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有过交往，《李文炤集》中《与王廷鉴》可为佐证。根据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的记载，王文清于乾隆元年(1736)起充任三礼馆纂修官，并在此后兼任律吕、经史诸馆职。乾隆十一年(1746)，诸馆书成，“吏部议叙第一”，后方“以父老再请终养，遂归”。(19)王文清由京返湘后，曾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二十九年(1764)两度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山长任内，修订学规，培育人才，成为清代岳麓书院史上继李文炤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山长。其中最值得学者注意的是，王文清有较长的时间供职于三礼馆、律吕馆，与当时学界的名儒硕彦(如惠士奇、方苞、杭世骏、李清植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将当时兴起的考证之学引入湖南，培养了余廷灿等一大批湘学后劲。因此，王文清不仅是乾隆时期主流学界的预流者，同时也是湖湘经学系谱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王文清享年既久，治学兴趣广泛，著述亦堪称宏富。吕泰《十学薪传序》记录了王文清在《易》、《书》、《诗》、三《礼》、乐、《春秋》、天文、地理、算术、《说文》等十个学术领域的主要观点。王文清的六世孙王赓猷《锄经馀草跋》(20)、今人寻霖《王文清著述叙略》(21)对王文清的著作的版本与存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王氏的诸多著述中，《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典制大义考》(22)一百四十卷是王氏用力最深的学术著作。《考古源流》、《典制大义考》的手稿均因晚清战火而未能保存下来。现存王文清的著作有《考古略》八卷、《锄经馀草》十六卷、《锄经续草》四卷等。《考古略》本为《考古源流》的节本，著录于《四库全书》子部存目类。通过《考古略》以研究王文清的经学思想与成就，虽是文献不足征的无奈之举，但是此书考证诸经，征引繁富，判断精审，为王氏从《考古源流》中“抽其浅近而切要者”(23)以印刻行世，故也颇能反映王文清经学造诣。 王氏所著《考古略》是汇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册府元龟》等典制体著述而编成。从《考古略》的体例来看，以考证音韵、文字居首，次以辨析诸经源流、体例，然后再讨论古今制度沿革的问题(包括氏族、宗法、丧礼、学制、刑律、律吕等)。就书中所反映的王文清经学成就来看，有如下两点最值得学者关注：(1)与乾隆之前的湖湘经学家相比，王文清重视音韵、文字的辨析。他的音韵学思想，是在顾炎武等学者的影响下修正损益而成的；(2)王文清在《考古略》中特重古今礼制，既有通论三礼的宏观之论，亦有不少精微的考据。王氏在通论三《礼》关系等问题时，兼采郑玄、朱熹之论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在考证诸礼时，则主张“无征不信”，汇通经史以成其论断。以下试分而论之。 1.《考古略》中的音韵学思想 王文清《考古略》卷首三节便是《经文字音考略一》《经文字音考略二》《四书字音考略》。在王文清看来，《四书》《五经》中的字义，往往随着字音的变化而改变。如《四书》中的“道”字，言“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时当读去声，而言“大学之道”“率性之道”“士志于道”时则当读上声。前者为道说之义，后者则是道理之义。王文清认为，如果不能正确辨别经书中的字音，则无法理解字义，最终则会可能会在理解经书义理时出现偏差。这种看法与钱大昕、戴震等人“因声知义”的治经主张是如出一辙的。此外，《考古略》卷一中《诗人用韵法考略》《〈诗经〉叶韵法考略》《〈诗经〉古韵考略一》《〈诗经〉古韵考略二》等节讨论了《诗经》中的古韵问题。 宋儒的叶音说在明末清初时便受到陈第、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的质疑。顾炎武激烈地批评了叶音说，在《音学五书》《唐韵正》等书中提出了“四声一贯”的理论。王文清受到顾炎武的影响，也主张“古韵四声通用”。王文清解释《诗经》叶音之说的成因时曾说： 问：诗韵之叶音也，诗人为之乎？曰：风土异宜，而喉舌有清浊之异；方言殊习，而传袭有甄石之殊。故古人作诗之时，未尝纽捏以求叶也。其矢歌以成章者，皆其韵之本如此呼。且呼之而本合，在古人道其常，而后人以为叶尔。(24) 在王文清看来，古韵中的四声通用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而宋代以来的研究者多从叶音的角度去分析古韵，所得往往不确。王氏还将这种意见引入到其他经书的研究中去，如王氏所云： 古韵四音通用，平上去入，俱可相叶。上之《易·文言·象传》，下之《离骚》皆然，不必拘拘仅以一音叶也。(25) 然而，王文清对叶音之说亦未完全否认。曾有学者向王文清请教《诗经》中的“叶韵之法”，王文清首先肯定了当时诗人所用之韵自然相叶，而“叶韵之法，有常有变。用其常以顺乎抑扬阖辟之致，尽其变以极其参伍错综之情”。(26)他对朱熹的叶音说亦无激烈的批评，只是认为朱子《诗传》是“用吴才老之韵，而从之以立言耳”(27)。王文清对于宋以来盛行的叶音说虽有批评，与陈第、顾炎武之说相近，但王氏对宋儒的叶韵说并未完全否认。正如周祖谟所说，即便是顾炎武的《诗本音》亦未能彻底否定叶音的存在，且顾氏“四声一贯”的“转音”之说，又与宋人的叶音说在方法论上实则相差无几。(28)由上观之，王文清对叶音说有较为通贯平实的认识，他既不满以叶音牵合古韵的做法，同时对宋儒叶音说亦有相当的肯定。这种持平之论在汉学炽盛的乾隆之时是难能可贵的。 2.《考古略》中的礼学研究 王文清曾在三礼馆任职十年之久，参与了《三礼义疏》等著作的编纂。王文清曾撰《周礼会要》一书，被著录于四库存目之类。《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在诠解《周礼》时对本经“不多一字”，亦“不少一字”，是符合汉学师法的。王文清也曾站在汉学家的立场激烈地批评俞廷椿、何乔新、舒芬等人妄补《冬官》的作为，以为“一经割裂，并五官亦不完矣”。(29)王文清的礼学成就为当世所称道，《考古略》是其礼学精华所在，其中既包括王氏通论三《礼》关系的意见，也其关于礼制细节的考辨。 王文清善于从三《礼》关系的宏观角度去把握诸礼的地位，汇通诸家之说以成其判断。《考古略·仪礼问答考略一》中记载： 问：三《礼》孰经孰传？曰：《仪礼》乃本经，《礼记》是解《仪礼》之义，《周礼》则为之纲纪。(30) 王氏从文献形成的角度出发，分辨本末，试图将三《礼》统摄为一个体用兼备的体系。又如王氏解释“经礼”“曲礼”时曾说： 郑康成序《礼》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周官》、《仪礼》有体履之别矣。《周官》为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乎物，是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万物贵贱高下，大小文质，各得其体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31) 王文清在明辨《仪礼》与《周礼》关系时，从郑玄的注解出发，将程朱理学体用论、心性论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这对于厘清诸《礼》经与礼制是有所裨益的。王氏的这些判断，在《三礼义疏》中也有所体现。 至于王文清考辨礼制详节方面的文字，《考古略》中则有更多的例证。在明末清初的湖湘学者群体中，王文清对汉注唐疏甚为措意。如《丧服所始考略》一篇考证丧服的起源，王氏便以郑玄关于《丧服小记》的注解为准；又如《六艺考略》解释“六艺”的诸名目，王氏则径取贾公彦《周礼疏》。总体来看，王文清研治礼学时更倾向于汉儒之法，但对宋儒(特别是朱熹)的礼学观点也有相当的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