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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关键词：东亚 政权建构形态 传统王朝 政治格局 演变趋势 作者简介：李大龙，1964年，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或称之为东亚国际关系“国际关系”是今人给予的定位，更多是体现着政权之间关系的平等，但古代东亚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多情况下则是一种附属关系，有主次之分，因此用于说明古代政权之间关系并不是十分准确，这也是本文用东亚“天下”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学界关注已久的话题，有学者从礼仪制度方面进行解析，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1]可以视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有学者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和朝贡关系方面进行解析，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3]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4]可以视为代表。笔者则试图从藩属体制构筑的视角，以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为例来解析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由传统王朝国家关系向近现代主权国家演变的轨迹，代表性著作是《汉唐藩属体制研究》。[5]应该说，单纯从某个视角皆很难准确而全面地解析东亚“天下”政治格局，但决定和推动东亚“天下”政治格局形成和运转的是其政治属性，笔者认为决定东亚“天下”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政治属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从朝贡的角度称之为“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朝贡关系”、“朝贡贸易体系”等并不准确，不能反映其本质，还是称为“藩属体系”或“藩属体制”较为合适。[6]因此笔者认为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视角似乎更能认清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演变的轨迹。 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政权的建构和族群的凝聚虽然呈现区域性的特点，但一般而言，任何政权的建构和族群的凝聚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而且这种建构和凝聚在多数情况下是反复进行的。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地区政权结构和族群凝聚的发展趋势则呈现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近代以前，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政权的建构和族群的凝聚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之后，以西方为主的域外势力不仅开始介入乃至推动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而且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结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时代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7]因此，下面笔者试图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视角来揭示东亚“天下”格局由传统向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轨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东亚“天下”的范围及其自成体系的自然环境 之所以对东亚的范围要首先做出界定，是因为本文要讨论的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范围，而且是东亚历史上诸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舞台。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局限于对地理环境认知的范围和对皇权的崇拜，一般情况下将东亚区域称为“天下”。“天下”的范围虽然是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而扩展的，但“天下”的百姓基本上由“夏”、“夷”两大族群构成，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乃以郡县为核心的皇帝政令可以实施的范围，所谓“大赦天下”即是此类；广义的“天下”则是以“夏”的居住地为中心，包含了更广阔的“夷”的分布区，是人们可以认知的区域。[8]后者则是本文标题中“天下”的使用范围。 费孝通先生在阐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有如下描述：“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的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为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9]费先生的这一认识尽管关注的是中华民族的凝聚，是从中华民族的形成视角确定的，而不是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政权格局的演变和族群的凝聚轨迹，但对我们观察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和族群凝聚还是有着极高的启示价值。只不过笔者认为我们观察的范围应该放得更大些，要将西伯利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中亚各个地区都纳入进来，甚至在某些时候还要旁及南亚次大陆等地区。 因为东亚历史上“天下”的范围包括了上述辽阔的区域，描绘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主要轨迹的所谓“二十五史”叙述的范围虽然以中国中原地区（郡县区域）为中心，但基本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对“天下”范围的认知和这一认知的发展。 《史记》和《汉书》、《后汉书》奠定了中国正史记述东亚“天下”范围的基础。司马迁虽然遭到了汉武帝的不公正处罚，但还是迎合汉武帝构建“大一统”战略的实施而编纂了《史记》，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被纳入《史记》的列传系列及将匈奴等族群塑造为华夏分支即是明确的表现。[10]《汉书》和《后汉书》则不仅继承了《史记》的记述方式和思想，而且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说《汉书》将记述的范围扩大到了中亚及南亚次大陆，那么《后汉书》之《东夷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和《乌桓鲜卑列传》不仅将今天我国东北地区的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等纳入其中，也将日本列岛的倭国、朝鲜半岛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也纳入叙述范围；不仅将西汉武帝所设置的交趾、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范围纳入叙述之中，也将哀牢夷、交趾之南的越裳国、各郡“徼外蛮”[11]等纳入叙述之列；不仅将西羌、西域各国的情况详述，而且将條支国、安息国、大秦国、大月氏国、天竺国等纳入叙述之列。有学者认为《汉书》、《后汉书》“民族列传的增减实际上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12]针对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而言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准确的，但叙述范围的扩展也是“天下”认知范围扩大的表现，而这种扩大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东亚“天下”范围的认知在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展，政权构建和族群凝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虽然没有主宰“天下”的“大一统”政权，但这一时期的诸部正史依然沿用了前代各史开创的记述方式，记述的范围在前代基础上有所拓展，反映了各政权内部族群凝聚的情况及对外联系的状况。以《魏书》为例，其列传第88记述了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等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族群凝聚的情况；列传89记述了氐、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蛮、獠等族群的分布和凝聚情况；列传90则在分记鄯善、且末、于阗蒲山、悉居半、权于摩、渠莎、车师、且弥、焉耆、龟兹、姑默、温宿、尉头、乌孙、疏勒、悦般等狭义西域境内分布的族群基础上，对波斯、大月氏、安息、大秦、罽宾、南天竺等中亚、南亚次大陆的族群分布也有记述。 隋唐时期，东亚地区出现了隋、唐、突厥等辽阔地域内实现“大一统”的政权，因而记述这一时期历史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记述的范围有了很大拓展，几乎囊括了整个亚洲，并波及了欧洲东部地区，反映了时人对广义“天下”范围的认知。以《新唐书》为例，其列传中《突厥传》记述了突厥汗国构建的过程及其对辽阔北亚草原族群凝聚的情况；《吐蕃传》则记述了吐蕃政权建构的过程及其对青藏高原、陇右和西域地区族群凝聚的情况；《回鹘传》则记述了回鹘汗国构建的过程及其对草原众多族群凝聚的情况；《沙陀传》记述了沙陀汗国的构建情况及其族群凝聚的状况；《北狄传》则记述了契丹、奚、室韦、靺鞨、黑水靺鞨的凝聚情况及渤海政权的建构；《东夷传》则记述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高丽（高句丽）、半岛中南部新罗、百济以及日本、流鬼等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情况；《西域传》记述了泥婆罗、党项、东女、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天竺、摩揭陀、罽宾、康、宁远、大勃律、吐火罗、谢、识匿、个失密、骨咄、苏毗、师子、波斯、拂菻、大食等政权的建构及族群凝聚的情况；《南蛮传》记述南诏、环王、盘盘、扶南、真腊、诃陵、投和、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单单、骠、两爨蛮、南平獠、西原蛮等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历史。《新唐书》记述范围的拓展，不仅仅说明了唐代人对“天下”的认知范围有了很大扩展，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将更多的族群纳入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构建过程中，且这一建构过程也波及并带动了更大范围内的政权建构和族群整合。 进入唐宋元时期以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记胜》、《方域胜览》、《大元一统志》、《圣朝混一方舆胜览》等记述多民族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专门性著作开始不断涌现，而且明清两朝也都有官方修纂的《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专门记述王朝的疆域，尤其是清朝，先后刊布了康熙、乾隆、嘉庆三部《一统志》，详述大清朝的疆域沿革和政区设置。[13]受此影响，《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记述的“天下”范围更加广大。如果说《明史》记述的范围是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不能准确体现明代的“天下”范围，那么《清史稿》的作者认为清朝疆域广大：“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并没有对域外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做系统记述，而是从卷526至卷529列《属国传》记述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廓尔喀、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坎巨提等和清朝关系密切的政权的建构情况及其辖境内族群的凝聚状态。 应该说，上述例举的对东亚“天下”范围的认知虽然代表了中国史书记述的一般看法，而且也是围绕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族群凝聚为中心展开的，但也说明了在中国古代的认知体系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南自东南亚，北至西伯利亚的辽阔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舞台。毫无疑问，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族群凝聚是推动这一区域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在少有域外强大势力进入的情况下，[14]历史上活动在这个舞台之上的众多族群，在建构各自政权的同时相互碰撞，并形成了亲疏不同的关系，共同推动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由传统王朝主导向近现代国际关系演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