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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天下”自然状态下政权建构的主要形态 因为“天下”的称呼产生于中国中原地区，而且将“二十五史”综合观察可以透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轨迹，所以其描述的范围体现了“中国”的视角，但由此也可以窥知整个东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主要特点。 在东亚“天下”辽阔的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的族群，由于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中国古人将其分为五大不同的类别，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礼记·王制》所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是在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中国古人的族群观（今人往往称之为夷夏观或民族观，但严格说并不准确），虽然其认识的范围有限，但对于中国古人认知和区分“天下”族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秦汉之后形成的“天下”即由“夏”、“夷”构成的“二元”结构观念即是在其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15]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了不同文化的出现，而且为了生存和共同的利益，不同族群在凝聚形式和政权建构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16]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些族群和政权结构特点的归纳给人很多启发。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司马迁以匈奴和中原族群居住的特点将众多政权和族群划分为“城邑”和“行国”两大类。《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多处使用“行国”一词：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与此同时，有多处提及“城邑”之国：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 司马迁“城邑”国和“行国”的划分虽然是针对西域及其附近地区族群凝聚和政权存在的状态而进行的，但对我们认识历史上东亚“天下”中的众多族群和政权的存在状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众所周知，农耕、游牧与渔猎是东亚众多族群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但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视角看，农耕和游牧相对于渔猎却主导着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方式和形态。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按照司马迁的“城邑”国和“行国”的标准来区分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政权和族群。民国学者胡焕庸以黑龙江省瑷珲（今黑河）、云南省腾冲为南北两极将中华大地划分为东西两半区域，并指出：“此东南、西北两人口区域之分垒，与全国种族之分布，亦殊相合，东南半壁为纯粹汉人之世界，惟西南山地，有少数异族杂居其间；西北半壁则汉人殊少，除‘甘肃孔道’及新疆境内有少数汉人以外，其余均为满蒙回藏各族之领域，此区以内，面积虽广，人口则少，境内各地，盖大部为不毛之沙漠，与积雪之寒漠，仅极少数之水草地，可供畜牧或耕种之用。”[17]胡焕庸如此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了司马迁的说法。但是，从史学发展的成果看，以往学者们多从“城邑”国或“行国”某一个方面去解构人类发展的历史，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作。从“城邑”国视角阐述东亚历史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学者的著作，尽管王朝史观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被广泛质疑，但几乎所有的通史著作还是沿用王朝兴替的轨迹构建叙述框架，其他尤其是边疆地区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历史则属于从属乃至点缀的状态。而西方学者则有将边疆地区尤其是草原地区游牧行国和游牧族群凝聚的历史独立于农耕族群之外进行阐述的倾向。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8]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狄宇宙的《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20]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21]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近年来出现在美国的“新清史”学派试图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及满汉之间的融合，强调清朝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进而和中国学者形成了某种对立。[22]笔者认为形成对立的根源在于学者受到了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严重影响，从不同的视角将东亚众多政权的构建看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实际上这些族群凝聚形成的政权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多数情况下是以某一族群为核心将其他更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政治体，而这些族群是否会被整合为一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要取决于这个政治体存在的时间长短。一般而言，政权的出现是族群凝聚的结果，政权的存在不仅为辖境内部族群的整合提供了环境保障，而且也为更大范围内族群的进一步凝聚提供了可能。诸如汉朝的存在为境内族群整合为汉人提供了环境保障，同时随着在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构建，也为其他族群融入汉人之中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农耕族群凝聚而成的政权较游牧行国更为稳固，存在的时间相对长些，为族群内部的进一步凝聚和整合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定居生活的限制，族群凝聚和整合的结果更容易形成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对于边疆地区尤其是草原游牧族群而言，游牧行国的出现虽然也为族群凝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族群凝聚的结果往往在游牧行国崩溃之后难以保持，很快就变成了其他游牧行国和族群凝聚的组成部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匈奴游牧行国灭亡导致了游牧族群凝聚为匈奴人的结束，而鲜卑兴起于草原之后，所谓“匈奴余种”则放弃了成为匈奴人的可能，通过“自号鲜卑”的形式成为了鲜卑族群的组成部分。“匈奴余种”变为“鲜卑”就是这方面的很好例证。 基于上述认识，从推动政权建构和族群演变的视角，大体上我们可以将东亚历史上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分为五大类别： （一）以汉、唐王朝为代表的以农耕族群为主体构建的王朝和族群凝聚。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构建政权的努力要早于游牧族群，就东亚地区而言，被称为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及实现中原地区“一统”的秦朝，尽管也实现了对部分农耕族群的凝聚，夏人、商人、周人、秦人称呼的出现即是标志，但汉朝的出现则固定了这种凝聚的结果，汉人的出现是其表现。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唐朝，不仅巩固了中原地区之前族群凝聚的结果，而且将农耕族群构建政权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构建起来包括草原游牧族群等众多族群在内的“大一统”王朝。 （二）以匈奴、突厥、薛延陀、回纥等为代表的游牧行国和族群凝聚。与农耕族群政权建构和凝聚相对应，草原游牧族群也进入了游牧行国的构建过程，东胡、乌孙、大月氏等政治体的出现即是标志，而与秦汉对峙出现的匈奴则实现了对草原族群的凝聚和整合。隋唐时期，突厥、薛延陀、回纥等也先后在构建游牧行国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草原族群的凝聚和整合。这些游牧族群构建的行国，尽管在与农耕王朝的对峙中最终处于劣势，但都完成了以北部游牧族群为核心的游牧族群的凝聚，因此可以视其为实现草原游牧族群凝聚的代表性政权。 （三）以北魏、辽、金为代表的以游牧族群为核心构建的、实现局部“一统”的政权和族群凝聚。汉代之后，草原游牧族群在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取得了一定优势，其标志即是游牧族群在游牧行国基础之上构建的政治体，囊括了部分农耕族群和农耕地区，而政权的构建形式也呈现由游牧行国向农耕王朝转换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说明在两大族群的互动中游牧族群起到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两大族群的凝聚和融合是族群互动的发展趋势，北魏、辽、金政权的出现即是这种互动和凝聚的主要表现。 （四）以元朝、清朝等为代表的“大一统”的政权和族群凝聚。蒙元时期，蒙古汗国的出现将草原游牧族群的凝聚带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众多草原游牧族群的蒙古化以及元朝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游牧族群的凝聚基本完成，而且推动着农耕族群的进一步凝聚，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被纳入到汉人之中即是显著标志。其后，农耕族群构建的明朝虽然将元朝势力驱逐出了农耕地区，但蒙古作为游牧族群凝聚的结果则一直主导着游牧族群政权的建构，并最终成为女真人构建后金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力量。正是有了蒙古势力的大力支持和加入，“满洲”混合了农耕、游牧和渔猎的多种成分，构建起了后金政权及其发展而来的清朝，实现了东亚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辽阔范围的“大一统”，开始了对这一区域内众多族群的凝聚和整合。 （五）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地区出现的政权为代表的附属政权和族群凝聚。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农耕族群和以中国北部草原地区为核心的游牧族群的互动过程中，活动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等中国周边地区的族群也在通过建构政权而实现着族群的凝聚，但这些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往往会受到上述两大族群政权建构和凝聚的严重影响而处于“半独立”附属状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五大类别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和准确，其原因在于笔者划分类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说明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而已。以中原地区农耕族群为核心构建的政权和以草原地区游牧族群为核心构建的游牧行国，在完成各自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过程中结成了不断碰撞、重组的密切关系，进而将东亚其他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裹挟其中，主导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