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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构成的常态及其发展趋势 五大类别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状态，反映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中众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一般特征，而将这些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诞生于中国中原地区农耕族群中的“天下”观及其实践。其中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族群对这种观念的继承、发展以及不断加入，导致了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最终结束于清代，并随着西方外部势力的介入，近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传入，实现了由传统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滨下武志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从经济关系的视角对清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做了如下图示。[23] 对于滨下先生的上述图示，笔者认为单纯从经济关系的视角解读清代东亚各政权或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不完整的，因为清朝构建的“天下”体系首先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体系构建起来之后衍生出来的结果，[24]因此虽然不完全赞同滨下先生的解读，但却认为用这个简图也可以说明清代的东亚政治格局是以清朝为中心的“天下”，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历代王朝构建的藩属体制，进而推动东亚“天下”格局演变在清代的一个例证。也就是说，这一简图所反映的清代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中农耕和游牧族群及其互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面对星罗棋布、形式不同的政权和族群，中国古人并没有将其视为一个个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将其看作是“天下”中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由此形成了东亚特有的“天下”观念，并影响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 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如上述是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构成的，随着秦汉对中原农耕地区的“统一”，尤其是汉朝持续4个世纪之久的“大一统”，“天下”是由“夏”、“夷”构成的观念逐渐形成，中原农耕地区在东亚政权建构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为众多族群包括游牧族群所接受。至唐代，以中原农耕地区和农耕族群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已经完成建构，相关理论和观念也逐渐形成并成为主导思想，这就是《旧唐书·李大亮传》载李大亮的如下表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已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对于“中国”和“四夷”的关系，温彦博、裴矩则将其比喻为“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25]也就是说，无论是“五方之民”还是“夏”、“夷”构成的“二元”体系，都是一个整体，只不过这个整体被比喻为树或星系，且有了主次之分，中原农耕地区及其在农耕地区活动的农耕族群被视为“本根”或“太阳”，而“四夷”地区和“四夷之人”则被看作是“枝叶”或“列星”。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农耕族群先是在先秦时期构建起了以王幾为中心的五层结构的政权体系，即《国语·周语上》所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五层结构的政权体系，随着秦汉朝的出现，发展为由郡县、特设机构、藩臣（藩国）构成的藩属体制，并在唐朝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此笔者在《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有系统阐述。[26]由此，农耕族群构建藩属体制以保护农耕地区（被视为中国，多数情况下是指汉代的郡县区域）安全的努力，成为了推动东亚地区众多族群发生政治乃至经济、文化关系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从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看，农耕族群虽然构建起来以藩属体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并不断巩固着农耕族群凝聚的结果，但却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来自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南下压力和威胁，长城防御体系的出现即是为了克服这种压力和抵御威胁的主要表现。但是，客观现实却是，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族群构建的游牧行国虽然不像农耕族群所建政权那样被后世政权或学者确立起前后相继的有机联系，但南下侵扰农耕地区进而建立游牧和农耕混合政权却是这些游牧族群共有的愿望和企图，由此在东亚历史上游牧族群的不断南下成为推动东亚众多族群互动的又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对于游牧族群的南下，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撰著的《草原帝国》梳理了从上古开始到清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欧洲学者认识东亚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王朝之间互动关系的代表性著作。他对东亚北部游牧族群的频繁南下做了如下阐述：“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27]勒内·格鲁塞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分别看成了“独立”的个体，试图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去审视这种互动，自然不能很好理解这种“重复”的意义。因为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族群的发展而言是无意义的，这大概也是勒内·格鲁塞认为游牧族群“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从整个东亚的历史长河看，东亚游牧族群频繁南下的这种“重复”如果从农耕与游牧族群互动、共同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视角，其意义却是非凡的。因为这种“重复”的南下不仅给东亚各族群的互动带来了动力，促使“天下”政治格局发生演变，蒙古汗国以及元朝给东亚“天下”政治格局带来的变化即是有力证据，而且这种“重复”的南下也积极推动着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凝聚，每次“重复”都会推动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凝聚和整合，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此，笔者认为不断变动是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常态，而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构建藩属体制的政权或族群，以及不断南下并加入到这一行动中的游牧行国或族群是推动东亚“天下”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因此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进程决定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状态。而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中，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互动决定着其建构进程，依据游牧行国的兴衰历程、游牧族群的聚散转变及其与王朝藩属、农耕族群互动的轨迹，笔者将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互动过程做以下阶段划分： （一）先秦至秦汉时期（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游牧行国的出现及与汉朝藩属体系的碰撞、对峙和交融。这一时期，随着秦汉朝的出现，农耕族群完成了政权的建构及族群的凝聚，夏、商、周、秦、汉政权的出现及夏人、商人、周人、秦人、汉人称呼的先后出现为我们揭示了其发展轨迹。与此同时，游牧族群开始出现于北部和西部草原地区，经过长期的凝聚发展，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东胡、月氏、乌孙、匈奴等几个大的游牧行国。秦汉之际，匈奴游牧行国得到进一步壮大，不仅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兼并了东胡、月氏、乌孙等行国，将势力扩展到东起辽河，南至黄河以南，甚至整个西域，都成为了匈奴游牧行国的范围。西汉初至甘露元年（前53），匈奴游牧行国和汉朝藩属体系进入碰撞、对峙阶段。甘露二年（前52），随着呼韩邪单于南下降汉，匈奴游牧行国虽然地位特殊，但依然是汉朝藩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永元三年（91）北匈奴单于“逃亡不知所在”。[28]在这一时期，游牧行国形成和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匈奴在众多游牧行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构建起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葱岭，涵盖整个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行国，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的形式和农耕族群及王朝藩属形成对立，并开展互动关系，而且实现了对游牧族群的第一次凝聚和整合，游牧族群呈现匈奴化趋势。 （二）从“匈奴遁逃”到北魏灭亡，是游牧行国发展和农耕政权实现对峙的时期，时间大致从永元三年（91）到永熙三年（534）。这一时期，农耕族群建立的东汉逐渐软弱，并最终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的短暂“一统”、“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中原争霸，最终农耕与游牧族群所建政权实现了对峙。而游牧族群的凝聚过程则是，以鲜卑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游牧行国强大起来，先是檀石槐在延熹年间（158—165）建立了覆盖北部草原地区的游牧行国并拒绝了东汉王朝的册封，后是拓跋鲜卑人力微在魏甘露三年（258）迁徙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晋太元十一年（386）拓跋珪立国为代，后改称魏，史称北魏。在游牧行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魏，不仅将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北部草原地区，一度定都洛阳，将黄河中下游流域农耕地区也纳入了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将农耕族群建立的王朝势力压至长江流域，形成了二者的对峙，甚至使农耕族群的历史书写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游牧行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北魏，也成了“中国”王朝的“正统”之一。 （三）从北魏分裂至唐朝灭亡，是农耕政权发展并将游牧族群纳入其藩属体制之中的时期，时间大致从东魏太平元年（534）到后梁开平元年（907）。这一时期，进入黄河中下游农耕地区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农耕族群，而在北方和西方草原地区则先后出现了柔然、突厥、吐蕃、薛延陀、回纥（回鹘）等游牧行国，虽然一度和王朝藩属形成对峙，但随着游牧族群为主的隋唐王朝的出现，多数情况下则是王朝藩属的组成部分。 （四）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到明朝建立（1368），是游牧行国和农耕政权互动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游牧族群建立的政治体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游牧行国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不仅涵盖了草原地区，也向农耕地区拓展，进而与农耕族群政治体形成隶属关系，甚至将辽阔的农耕地区纳入有效控制之下。先是契丹对后晋的积极扶持，后晋皇帝石敬瑭称“儿皇帝”，燕云十六州成为辽朝的有效控制范围，进而与北宋王朝对峙；后是女真建立的金朝不仅取代辽朝成为草原霸主，而且在绍兴十一年（1141）迫使南宋达成“绍兴和议”，以淮河为界，南宋称臣，“中国正统”换位。最后是蒙古兴起草原地区，蒙古汗国不仅将游牧行国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且第一次实现了游牧族群主导的中华大地所有地区的“大一统”。 （五）从明朝建立到清朝的“大一统”，是游牧行国发展并与农耕族群互动的第五个时期，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至1911年。这一时期，先是明朝的出现结束了游牧族群构建的“大一统”，使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对峙局面重新出现，但王朝藩属具有主导优势；后是兼有渔猎、耕牧多重特征的建州女真建立的后金（清）和游牧族群蒙古联合，再次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而多民族国家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化不仅使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的互动有了一个结果，也将农耕、游牧两大族群纳入到了多民族国家“国民”的塑造轨道，使其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互动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三条主线：以中原农耕地区为核心的政权建构及其对农耕族群的凝聚；游牧行国的建构及其对游牧族群的凝聚；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互动中政权建构地区的交叉，构建混合政权的努力及族群的混合乃至交融。第一条主线发展的结果是不断完成着农耕族群的凝聚，第二条主线则是以草原地区游牧族群的蒙古化为结果，而两条主线合力构成的第三条主线则最终实现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族群的整合。以上三条主线并没有明确的分野，是交叉存在的，尽管三条主线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完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不同族群的凝聚（其结果今天被称为“中华民族”），但其影响则不仅仅限于上述费孝通先生所划定的区域，而是波及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乃至欧洲、非洲部分地区的族群，而东亚其他地区尽管也存在着政权建构及族群凝聚的状态，但多数情况下是被裹挟其中，抑或具有“独立”存在的个性特征，其影响也无法可比。这也是笔者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进程决定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状态的最主要的原因。 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进程不仅决定着东亚“天下”政治格局的演变状态，实际上也是东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多数地区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一般特点的反映：无论是何种政权和族群，都有着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并在发展壮大中结成各种联系的过程。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会有分裂和离散，但总的趋势是涵盖较大范围的政权不断出现，由此带动族群在更大范围内的凝聚和融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当今学术界从“民族国家”视角对东亚历史和现实中众多政权或民族的称呼，多数是对这种政权碰撞、重组与族群凝聚和融合结果的称呼。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之前，东亚不仅存在着独特的对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认知的理论，而且存在着协调政权和族群之间关系的有效机制，只不过是随着近代域外势力的进入，破坏了东亚内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环境，更大范围内族群凝聚的过程由此中断，附着于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轨道上的周边政权，不仅脱离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发展的轨道，与中国的关系演变为国际关系，而族群凝聚由此在较小的范围展开，这些政权及其辖境内的族群往往被当今学者称为“民族国家”，东亚“天下”格局由此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时代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