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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阶层置身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其意识形态、知识素养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早先植根北亚草原的民族习俗被逐渐抛弃，成熟、先进的华夏及异域文明开始占据其精神世界，形成多元化的混合格局。在诸多结构元素里，汉文化中的河北学风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张务实进取的学术流派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为维护帝国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代表汉文化时尚潮流的江左新风则是重要的点缀，使宗室得以与士族名望有效沟通。迁洛宗室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是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洛阳邙山出土的宗室墓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是这项研究的重要资料。 关 键 词：北魏 宗室 知识素养 价值取向 洛阳时代 邙山墓志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北魏外交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1YJA770014)、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12QY046)和吉林大学“985工程”建设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军(1979- )，男，辽宁抚顺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帝国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拓跋社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方面，以拓跋宗室①为代表的广大胡人勋贵汉化及文士化进程加速，不仅知识素养和气质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其行为旨趣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向汉族名士靠拢。前人对此多有阐述②，这些成果着重探讨宗室群体认知水准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观，但并未触及结构类型和价值取向等本质性因素。故笔者试图结合中古文化恢弘激荡的总体背景，在剖析宗室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找寻其在心态导向上的趋势性特征，进而管窥五六世纪交替时期河洛地区文化交融的实景。记录此项内容的传世文献比较有限，洛阳邙山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墓志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标榜墓主高洁文雅的华美言辞正可汇聚成规律性线索。这些镌刻在石材上的宝贵文字，或是逝者生前的真实写照，或是倾心向往、不懈追求的目标，褪去文学色彩后具有十足的说服力，人们常说的“树碑立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北魏洛阳的多元性文化生态 中古时期，国家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不安。不过，文化事业却因此摆脱官方学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桎梏，焕发蓬勃生机，使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文化高峰。中古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而地域差别是其建构的基础。[1]20在宏观角度，华夏与异域文明冲突，华夏内部又有南北学术的争衡。不同文化因素相互摩擦碰撞，共同演绎出绚烂多彩的景象。居于“天下正中”的古都洛阳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成为文化交流的舞台，置身其间者受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深深打上多元文化的烙印。 北朝时期的洛阳是南北拉锯的战略缓冲区，这里不只是兵戎相见的战场，更多的时候还是南北学风接触的场所。中古文化层面的南北界限本指黄河而言，魏晋洛阳是玄学等时尚新风的发祥地，而同期的河北、江南则处于相对保守、滞后的状态，魏晋新学只是后来随着东晋南徙而播迁江左。[2]361故下文使用的专词“河北学术”兼指北方学术，“江左新风”则是魏晋河洛新学。关于南北学术的差异，时人即有评述。《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隋书》卷七五《儒林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又《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唐长孺先生据此推断，以河北学术为主体的北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大成的郑玄之学为宗”；南迁的河洛名士则世传时尚玄学。[3]226综合各家之说，南北文化之辨可归纳为五点：在传承关系上，北学是汉代经学的孑遗，南学则是魏晋新风的延续；在研究对象上，北学专攻儒家经典，南学则弃儒入玄；在学术风格上，北学艰深刻板、渊综广博，南学清新洒脱、超然自我；在治学方法上，北学讲求名物的训诂考释，南学侧重义理的诠释阐发；在价值导向上，北学务实进取，南学任诞虚无。当然，文化之间并无森严壁垒，所以这只是个因势而异的柔性原则罢了。不过，借助这套标准判读北魏洛阳的文化格局，对迁洛宗室的文化素养及取向进行粗略的定性分析还是大体可行的。 应该说，北魏洛阳文化的主旋律是南北学术之融汇，而佛教等异域元素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妙和弦。这种立体式的层叠架构在杨衒之生动描绘洛阳风貌的名著《洛阳伽蓝记》中有集中展现。北方学术的经学传统得到始终如一的尊重，该书卷三《城南·报德寺》：“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这些石经均以古拙字体书写，作为汉代学术的结晶专供洛阳士子观摩，学术魅力丝毫未减。江左新风此时风靡洛阳，不乏以名士自居者。卷二《城东·景宁寺》载，弘农士族杨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为时羁。乐水爱山，好游林泽。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我们知道，弘农杨氏乃北方儒学强宗，但从杨元慎的性情好尚来看，他又具备了魏晋名士的风范，这绝非个别案例，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状况。宗教的崛起是洛阳文化的显著特征，上至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皆崇信佛法，正可谓“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卷四《城西·融觉寺》载，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于禅学，讲《涅槃》《花严》，僧徒千人”。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已成为铸炼河北学术、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的大熔炉。北魏宗室久居洛阳，长期耳濡目染，势必形成相应的文化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