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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魏迁洛宗室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成因 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整体趋向文士化，单纯武将的比例由建国之初的54%锐减至38%。[13]97与此同时，宗室的行为修养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凸显出多元化特征。具体而言，宗室的知识来源丰富多样，除本民族的固有习俗外，还囊括了中原传统的儒学，魏晋南朝新兴的玄学、文学及异域传播的佛学等。就源流风格来看，既有河北学术的专精广博、严谨务实，又有江左新风的率性任情、洒脱自然；既有草原文化的粗犷豪迈，又有人文宗教的慈悲清静。总之，宗室个体绝非局限于某一特定术业，儒释兼综、礼玄双修、文史荟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前文各条目中所列人物重叠互见便为明证，如元顺、元熙、元勰、元怿、元扬、元尚之、元焕、元叉、元举、元炜、元子正、元钦、元袭、元纯陀、元馗、元赞远、元显、元鸾、元略等人皆具百家之长，是典型的文化综合体。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中古不同文明因素的冲突与融合，而北魏洛阳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分裂与战乱不能真正阻绝文化的沟通，北魏治下的中国北方也就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陈寅恪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北魏吸收整合江左、河西等区域的文物典章，成为中古制度传承的关键枢纽。[1]3这充分说明北魏是中华多元文化实现凝聚的平台。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在这些文化的共同推动下破浪前行的，参与这场历史变革的既有李冲、游明根、高闾等河北学者，也有刘芳、王肃、蒋少游等江左士族，深受改革影响的迁洛宗室因此带有不同文化的印迹。此外，拓跋统治者对各文化支脉没有潜意识的偏见与歧视，使得他们能以宽阔的胸怀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且北魏朝廷采取开明的文教政策，为宗室创造自由的发展空间，任其畅游学海，这是形成多元化知识体系的外部保障。 人的知识体系通常是复杂的组合体，各结构要素间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均衡，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者决定了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同的取向类型塑造了风格迥异的学术群体。北魏迁洛宗室即是如此，其四大知识要素不可等量齐观，其中河北学术为基础和骨干，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乃时尚装点，草原遗俗则无足轻重。通过梳理材料，我们发现宗室格外在意自身传统旧学的修养，相关记录数量最多，语汇精彩至极，表明底蕴深厚的河北学术是宗室精神世界的绝对主宰。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北学术是宗室文化的根底，这种导向驱策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展现出强烈的事功精神。如元纂“每怀济世之经，乃慕刘章之节”[6]《元纂墓志》，175；元诲“少忼慨，有大节，常以功名自许”[6]《元诲墓志》，274。宗室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推崇实际的干才。如元庆智“有几案才”[5]卷一六，394元朗“涉历书记”[5]卷一九，485；元徽“颇有吏才”[5]卷一九，510；元羽“有断狱之称”[5]卷二一，545；元怿“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名”[5]卷二二，591。显然没有受到南朝士族安富尊荣、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习气的熏染。[14]623这令他们更适合担当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据统计，宗室控制从中央到地方近三分之一的实权要职，并且每每出任外藩征伐的主帅，仕宦比率远超任何王朝，堪称政权的坚强柱石。[15]253宗室垂青河北学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的就是河北学士。永嘉乱后，滞留北方的汉人大族被迫与胡人统治者建立合作关系，他们大量进人北魏朝廷供职，顾问应对、出谋划策，典型事例是代人燕凤、许谦、张衮，清河冠族崔玄伯、崔浩父子。至太武帝神麚征士，应征者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勃海高毗、京兆杜铨、赵郡李灵、太原张伟、范阳祖侃、河间邢颖、广平游雅、上谷侯辩等35人俱河北翘楚。[5]卷四八，1078他们与宗室交往频繁，如高允、张伟同任乐安王范从事中郎，高允又任乐平王丕骠骑府参军、秦王翰傅，游雅任东宫少傅，杜铨任宗正卿管理宗室。宗室还跟从河北学者系统学习儒家经典，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书”，尚书左仆射元赞师事常爽。[5]卷八四，1843、1848宗室因此先入为主地奠定了河北学术的牢固基础，诚如钱穆先生所论：“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16]279降至洛阳时代，江左时尚尽管席卷上流社会，但河北学术的主体地位却不容撼动，宗室照旧与北方鸿儒保持密切的联系。《魏书》卷八四《儒林列传》载，刘兰“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徐遵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董征“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孙惠蔚任皇宗博士，教授宗室子弟。可见，宗室对河北学术的认同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这还与北魏特殊的统治形势休戚相关，众所周知，拓跋鲜卑以寡少之旅驾驭幅员辽阔、民户众多的中原地区，宗室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奉行入世哲学的河北学风可使其长久维持进取心和实干性，有助于政权的巩固。 综上所述，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汉化及文士化进程加速，其知识素养和文化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迁洛宗室在经学、礼学、玄学、文学、书法和佛学领域颇多造诣。就其学术源流而言，渊综广博、务实进取的河北学风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超然洒脱、任诞虚玄的江左时尚是为浓重装点，还有以佛教为核心的异域文明和植根北亚草原文化的鲜卑旧俗。这种多元化格局是中古时期不同文化因素激荡融合的结果，也是北魏统治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之文教政策的集中反映。若进一步抽象概括，宗室的思想观念可视为动态的多元化构造，各组成要素间此消彼长，保持相对的平衡。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变革下，原有的均衡态势就会被打破，新的文化因素夺占主导地位，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则代表着进化阶段和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外在的文化特征。 从根本上说，北魏宗室的文化类型由一元走向多元，是顺应汉人门阀社会，实现自身贵族化蜕变的客观需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让鲜卑族同化于汉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17]25换言之，拓跋族的汉化究其实质是以宗室上流阶层为主导的贵族化。中古贵族固然以累世积淀的阀阅等第为根基，但底蕴深厚的家学门风具备同等重要的象征意义。北魏宗室欲跻身北方精英社交圈，必须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而融汇南北、学贯中西、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乃唯一的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