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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 掌握知识是综合素质的基础，决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行为举止和发展程度。宗室是拓跋政权的管理者和上流社会的主体，其知识素养关乎重大。据史料记载，北魏后期的宗室造就大批知识精英，其活动遍及各个文化领域，整体能力水平照比前期大有改观。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提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曲折的历程。比较而言，早期宗室愚鲁粗俗、格调低下。典型事例如《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毗陵王顺传》：“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拓跋)顺独坐寐欠申，不顾而唾。”同书卷五九《刘昶传》：“(刘昶)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每优假之，不以怪问。”宗室精通骑射、能征惯战者占据压倒性优势，文士则寥寥无几。相形之下，洛阳时代的宗室有了质的蜕变，邙山墓志中有大量关于迁洛宗室文化素养的记录，内容林林总总，包括研究对象、兴趣爱好、人生态度、治学风格、人际交往、生活式样等。根据前文所述洛阳的学术流派，我们可就其类型细加剥离，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宗室的知识特征，并为后文的文化价值取向分析奠定基础。 墓志材料中渲染最多的是迁洛宗室对儒学的钟情和对儒家经典的熟稔，这显然受到河北学术的影响。对出身游牧蛮族的拓跋鲜卑而言，要维持长治久安，必须捡拾儒学的利器，儒家经典自然是无法逾越的基本教材。史载，道武帝入主中原之际，便确立了“以经术为先”的国策，并于天兴四年(401)通过恢复释奠礼的方式昭告天下。[4]他还曾咨询朝臣：“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5]卷三三，789儒家经典治国纲领的地位就此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宗室钻研儒学蔚然成风，即便迁都洛阳沐浴时尚，兴致依旧高昂。致力儒学者有元扬“优游典谟之中”[6]《元扬墓志》，75；元秀“栖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薮”[6]《元秀墓志》，131；元显“爰始志学，游心坟典”[6]《元显墓志》，359；元毓“韵致渊凝，性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祐“锐志儒门”[6]《元祐墓志》，107；元晖“长爱儒术”[6]《元晖墓志》，110。宗室经过长期努力，涌现出很多精通儒家经典者。如元悦“六藉五戎，不待匠如自晓”[6]《元悦墓志》，63；元尚之“六艺居心，五礼宅身，论经出俗”[6]《元尚之墓志》，141；元叉“学综坟籍，儒士攸宗”[6]《元叉墓志》，182；元灵曜“该镜众经”[6]《元灵曜墓志》，137；元钦“三坟五典之秘，丱岁已通”[6]《元钦墓志》，249；元子邃“洞观坟籍”[6]《元子邃墓志》，401。迁洛宗室普遍皈依儒教堪称独特的文化景观，因为中古儒学式微，士族名望大多实现玄学化的转变。[7]86北魏宗室却反其道而行之，照旧奉儒学为圭臬，其宗旨是用儒家思想规范宗室言行，强制灌输君臣父子间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这不仅是草原民族统治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也是拓跋族由血亲氏族向宗法制大家族演进的必然举措。墓志还特别强调迁洛宗室对仪礼的掌握。礼是等级社会维护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秩序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外在的仪式程序之总和。儒家格外注重礼的约束作用，讲求克己复礼，承载华夏名教伦常的礼仪，浓缩了儒学的精华，故礼学的精进程度也可作为衡量宗室儒学水平的标尺。我们发现，精通礼学的宗室为数不少。如元绪“偏爱诗礼”[6]《元绪墓志》，53；元秀“尤善礼传”[6]《元秀墓志》，131；元焕“爱诗悦礼”[6]《元焕墓志》，168；元弼“敦诗悦礼”[6]《元弼墓志》，280；元阿耶“观图践礼”[6]《元阿耶墓志》，340；元纯陀“诗书礼辟，经目悉览”[6]《元纯陀墓志》，261。由此可知，宗室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切实践行了儒家贯彻礼法的信条。总而言之，中原传统的儒学是宗室思想意识的主宰，是决定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惯性的内因。 中古时期，儒学是河北学术固守的主阵地，南朝尽管并未完全放弃，但热衷程度和研究水平远不及北方。迁洛宗室专注儒学，表明他们是河北学术的忠实拥趸。且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方面，其与河北学士也最为接近。首先，宗室学问偏重艰深、务求甚解。如元灵曜“该镜众经，深穷隐滞”[6]《元灵曜墓志》，137；元毓“韵致渊凝，性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天穆“八素九区之理，靡不洞其幽源；三坟五典之书，故以极其宗致”[6]《元天穆墓志》，277；元袭“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6]《元袭墓志》，295。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正史中亦有体现，可与墓志相呼应。宗室硕儒元延明风流造次不及同侪，“而稽古淳笃过之”[5]卷二○，530；元顺“笃志爱古”[5]卷一九，481。也就是说，元延明和元顺继承了汉代经学保守严谨的实证主义，而这正是河北学术的本色。其次，宗室学识广博引人瞩目。如元怿“学通诸经，强识博闻，一见不忘。百氏无遗，群言必览”③；元端“五典六经之籍，国策子集之书，一览则执其归，再闻则悟其致”[6]《元端墓志》，233；元赞远“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揽”[6]《元赞远墓志》，309；元子正“搜今阅古，博览群书”[6]《元子正墓志》，246；元子邃“博极古今，洞观坟籍”[6]《元子邃墓志》，401；元熙“好学博通”[6]《元熙墓志》，169；元湛“博读经史”[6]《元湛墓志》，239。传世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元脩义“涉猎书传”[5]卷一九，451；元勰“博综经史”[5]卷二一，571；元略“博洽群书”[8]卷四，224。渊综广博无疑是北方学者的招牌，宗室以此见胜足证其对河北学风的恪守。不过，应当注意到，宗室尽管尊奉河北学术，但并不排斥同期南朝的优秀成果。如元彧“博览群书，不为章句”[5]卷一八，422。唐长孺先生认为，章句训诂是汉代经学的传统，后为北朝经学所承袭；南朝经学则深受魏晋新风的影响，侧重义理的阐发。[3]232据此可知，元彧已经摆脱烦琐枯燥的名物考据，开始趋向南朝追求义解的“约简”之风。此外，经学南宗推崇的某些经典文本也获得宗室的青睐，如元顺“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5]卷一九，481。孝明帝和孝静帝分别师从青齐士族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研习《杜氏春秋》。[5]卷七二，1615《杜氏春秋》是西晋杜预注释的《左传》，盛行于江左，而北方主要流传东汉服虔注。④所以说，江左新风的北渐一改宗室学术僵化呆板的形象，为其增添了新的活力。 江左新风对迁洛宗室影响至深者莫过玄学。玄学兴起于魏晋时期的洛阳，本为现实政治语境下的名实之辩，后经正始名士王弼、何晏等人的改造，引入老庄道家思想，逐渐延伸到自然、名教之争，系统推衍虚玄理论，产生了抽象思辨的味道。玄学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与士族门阀制度相结合，成为名士自我炫耀、博取声誉的资本。实际上，北魏皇族接受玄学甚早，平城时代的献文帝“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5]卷一四，3038。皇帝既好于上，宗室群臣必定群起效仿。迁都洛阳后，宗室对玄学的热忱更加高涨，擅玄谈者比比皆是。如元鸾“虚心玄宗”[6]《元鸾墓志》，46；元显俊“若乃载笑载言，则玄谈雅致”[6]《元显俊墓志》，68；元焕“味道入玄，精若垂帷”[6]《元焕墓志》，168；元彝“清思参玄，高谈自远”[6]《元彝墓志》，226；元湛“玄同阮公”[6]《元湛墓志》，240；元子正“穷玄尽微，义该众妙”[6]《元子正墓志》，246；元袭“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辨类悬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6]《元袭墓志》，295；元显“工名理，好清言”[6]《元显墓志》，360。皇室玄谈方兴未艾，“世宗之在东宫，特加友异，每与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6]《元怿墓志》，172。宗室致力玄学非唯附庸风雅，更重要的是以玄学为媒介拉近与汉人士族的距离，从而跻身名流社交圈，归根结底是要涤荡蛮夷的鄙陋，在政治权力之外获取崇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贵族化的终极目标。与玄学紧密伴随的是放荡不羁、超然洒脱的生活方式和个性气质，宗室在此方面不甘落后。典型事例是元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8]卷四，201。此番风雅不啻当年的竹林七贤。宗室墓志中不乏类似的记载，元扬“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渌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代而同侣”[6]《元扬墓志》，75。元斌“心栖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林潮，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6]《元斌墓志》，140。元钦“秋台引月，春帐来风，琴吐新声，觞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6]《元钦墓志》，250。宗室一如江左名士好宴饮、重结交，游园赏月、觥筹交错间吟诗作赋、抒发胸臆。需要说明的是，宗室在此类活动中能够自觉地以主体身份与汉族士人平等交往，实现了文化角色的历史嬗变。[9] 深刻改变宗室学术面貌的还有江左的文学，东晋南朝的文学盛极一时，北魏孝文帝受此影响大力提倡。[10]特别是在官员铨叙上，文学之士通常备受垂青，此举势必会对宗室文化产生巨大的牵引效用。因此，精通文学成为宗室文化修养的重要环节。如元晖业“亦颇属文”[5]卷一九，447；元脩义“颇有文才”[5]卷一九，451；元勰“雅好属文”[5]卷二一，571；元善见“好文学”[5]卷一二，313；元略“文学优赡”[8]卷四，225；元尚之“属辞韵彩，彪昞离文”[6]《元尚之墓志》，141；元熙“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文艺之美，领袖东观”[6]《元熙墓志》，169；元怿“文华绮赡，下笔成章”[6]《元怿墓志》，172；元祐“游心文苑”[6]《元祐墓志》，107；元固“优游文义”[6]《元固墓志》，211；元炜“雅好斯文”[6]《元炜墓志》，218；元湛“元好文藻，善笔迹，遍长诗咏”[6]《元湛墓志》，239；元子正“雅好文章”[6]《元子正墓志》，246；元馗“文义早著”[6]《元馗墓志》，301；元赞远“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6]《元赞远墓志》，309。另外，宗室精于“文史”者值得关注。如元勰“敦尚文史”[5]卷二一，582；元悌“博览文史”[6]《元悌墓志》，219；元斌“研兹文史”[6]《元斌墓志》，140。胡宝国先生认为，“文史”是南朝文学、史学分离后二者的合称，但仍以文学为重，史学则微不足道。[11]68换言之，“文史”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学问，即广义的文学。事实证明，文学在宗室内部大行其道，竟成为展示文化实力的工具。 由上可知，迁洛宗室往往兼具南北学风，这种特点还体现在他们的书法风格上。六朝时期，书法变成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北魏宗室书家辈出，且书风各异，也可作为研判文化类型的标准。如元举“六书八体，书妙超群，章勾小术，研精出俗”[6]《元举墓志》，215。所谓“六书”，据《汉书》卷三○《艺文志》，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八体”则是《说文解字》中所述古篆的八种书写风格，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表明元举不仅通晓汉字，而且善于书写古朴浑厚的篆书。这种书体曾盛行于北魏上层社会，风格技法严格遵循汉代的传统。[12]421元举师承汉法，无疑属于北方学派。与之类似的是元悌“尤好八体”[6]《元悌墓志》，219。当然也有不同者，如元炜“草隶之工，迈于钟索”[6]《元炜墓志》，218；元显“善草隶”[6]《元显墓》，360。“草隶”是楷书、行书、草书和行草的总称[12]446，这种书体经过晋人钟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的发展上升到艺术高度，并以其清新雅致、秀逸灵动深受江左士夫的喜爱。元炜、元显精于此道，无疑是时尚潮流的追随者。 以上从经学、礼学、玄学、文学和书法五个方面探讨了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构成。不难发现，其中南北差异体现得最为清晰。不过，南北之别毕竟囿于华夏，宗室文化中还包含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元素。中古佛教方兴未艾，宗室是最虔诚信徒群体，精通佛教教义及相关的天竺文化者不绝史乘。如元举“洞兼释氏，备练五明”[6]《元举墓志》，215。元举信奉佛教自不待言，他还熟悉“五明”，即古印度五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⑤，说明他的学识已经超越宗教的局限。此外还有元悦“好读佛经”[5]卷二二，593；元鸾“妙贯佛理”[6]《元鸾墓志》，46；元叉“尤精释义”[6]《元叉墓志》，183；元纯陀“博搜经藏，广通戒律”[6]《元纯陀墓志》，261。宗室学术融入了异域成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 除去先进的华夏和异域文明，拓跋鲜卑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宗室文化体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全面汉化的洛阳时代，这些旧的文化要素也不容抹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尽管文士化是演进的总体趋势，但墓志中崇尚武人气质的现象仍时有出现。如元平“好弓马，蔑浮荣典籍”[6]《元平墓志》，143；元天穆“雄光桀出，武艺超伦，弯弧四石，矢贯七札”[6]《元天穆墓志》，277；元玕“慷慨弓马，慕气终古”[6]《元玕墓志》，315。正史可与之相印证，《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附鸾传》：“(元鸾)以武艺著称。”同书卷一二《孝静帝纪》：“(元善见)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其次，虽有礼法体统的约束，但即兴盘旋歌舞的遗俗始终保留。《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宣忠寺》载，孝庄帝为铲除尔朱荣，遣元徽假托皇子诞生召其入宫，徽从容镇定，“脱荣帽，欢舞盘旋”。宗室来自草原，性情豪爽直率，借助歌舞抒发情感乃为常态。再次，生活方式日趋汉化，但以羊肉、乳酪为主的饮食习惯未有改变。王肃、萧正德等南朝士族北归后因此产生强烈的不适感，还会遭受宗室的刁难奚落，“酪奴”和“水厄”的典故由此产生[8]卷三，147，足见拓跋旧习的顽固性。客观地讲，来自草原的民族风俗的衰减有其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并非完全同步，更不会因猝然变革而消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