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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国语》和《左传》两书均有记载，而重点、详略颇有不同，这是证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作者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相比较之下，《国语》的记载更加连贯，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且做到重点突出；而《左传》则较为简略，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康有为曾认为，《左传》成书以后，作者“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12)而成《国语》。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即可证明康氏之说不足凭信。 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桓公小白是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僖公卒，襄公继位，他喜怒无常，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由齐大夫鲍叔护从，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护从，出奔鲁。齐人杀公孙无知，将迎公子纠回国。此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展开一场“智斗”。对于这一关键事件，《左传》记载甚为简略。对比之下，《国语》的记载却详细具体，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国语》所载，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先写鲍叔如何大力举荐管仲的过人才能，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甚至称之为“仲父”，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通过《国语》的生动记载，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可信，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才干两个方面，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 《国语》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禁暴于诸侯”、“御戎狄，卫诸夏”的霸业。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包括：四民勿使杂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实行富民政策，“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实行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无夺民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13)。 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由于霸主主持，中原各国互相救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国语·齐语》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作了总括性叙述：“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服流沙、西吴(同虞)。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14)并列举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而成鲁；狄人攻邢、卫，桓公筑城以安顿之，又供给牛马牲畜，“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15)全篇之末，又作画龙点睛之笔，指出齐桓公任用贤材对其霸业起到关键的作用：“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焉。”(16)以上《齐语》叙述和评论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建树霸主功业，实为司马迁以下史家论述这段历史提供了最主要的依据。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篇内容相同，文字也多相合。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属《国语》抄了《小匡》篇。但仔细对勘两文，实际情形当属相反。如其中一段，《小匡》篇作：“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17)这段话中，“而秦戎始从”以下六句，及“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句，当是在《国语》文字的基础上，采用了《史记》等书而添加的。又，《小匡》篇“小国诸侯附比”句之下，有“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18)一段话，文字甚不古朴，应属于在《国语》成书之后今本《小匡》篇纂辑者增饰的内容。故《国语·齐语》应为更加原始的文字。(19) 《国语》又着重记述晋文公何以能取代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同样是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的典型事件。在《晋语三》和《晋语四》中，作者精心梳理了自晋献公之时“骊姬之难”以来晋国的历史，从国内民众的归心，重耳本人政治才干的增长，围绕其周围的大批贤臣的忠心护翼，秦国作为邻近大国的倾心相助，令人信服地说明晋文公作为春秋霸主出现的历史条件，将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和客观、国内和国外的条件叙述得具体而深刻，实在是难能可贵！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概述重耳修明政治、发展生产、赈济贫困、举用贤能、减轻民众负担、礼敬尊贵、奖励有功的措施：“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20)至此，晋国终于结束献公以来朝政混乱、在列国交往中无足轻重的局面，而一举成为国力强盛、威重华夏的霸主。“文公即位二年……遂伐曹、卫，出穀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21)再如，在全书之末《吴语》和《越语》中，作者对吴越争霸及其盛衰变化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先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师，双方力量本来对比悬殊，夫差却因此虚骄自大，许越求和，并且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锋，越王勾践由此获得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于是乘吴大军北上、国内空虚的时机，举兵攻灭吴国。 以上所论突出地表明：记载“邦国成败”、总结历史教训，正是《国语》编纂思想和编纂内容的一大特点，而且作者所关注者，不论西周晚年周厉王之被流放，周幽王之被杀死，齐桓、晋文之称霸，楚国之盛衰，直至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盛衰变化、孰兴孰灭，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全局性或区域性的历史走向。《尚书》创立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至此大大向前推进了，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值得注意的还有，《国语》书中虽有不少宣扬天命鬼神、占卜吉凶的内容，这在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足为怪的。但可贵的是，每当记述或评论社会状况、国家成败的重要事项时，却能摆脱鬼神迷信观念的束缚，重视从人的活动来审视和总结。作者确实做到从民心归附，国内生产发展，国力强弱，民众负担程度，社会是否安定有序等项来评价。书中记述战场上的胜败，也不只是从军事指挥正确与否的角度来评论，而更重视的是国内是否修明政治，士卒是否愿意作战，士气是否高涨，战场上君臣上下是否同心同德等项因素。正因为作者成功地将这些观察和道理融合在史事的叙述和人物言论的记载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鉴戒意义。作为一部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史著，《国语》具有这样突出的思想价值和编纂成就，难道不是极可珍贵吗？ 《国语》又一重大价值是，大大推进了《尚书》开启的“记言”传统，它充分展示出“语”所具有的珍贵历史智慧和丰富内涵，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因而成为记载我国古代民族智慧的一株奇葩。其所记载的“嘉言善语”，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有关预见成败，分析情势的言论；有关典制礼法的言论；有关道德伦理的言论；春秋时期士大夫口述的古史资料和远古传说。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或成为认识古史的珍贵史料，或为后人提供治国施政和加强道德修养的宝贵箴言。笔者对此已另有专文讨论，故不赘述。(22) 《国语》产生于战国前期实有深刻的时代原因。春秋时期，华夏族正酝酿着全国范围的统一，列国经济发展，交往频繁。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大大增强，文化修养、历史智慧、哲学思维也都迅速提高。这在春秋列国的大夫阶层和正在形成的“士”阶层身上体现最为突出。随着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政治权力的逐渐下移，各国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加，贤士大夫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他们的才华与智慧也经常有机会展示。《国语》作者便适时地创造出这种称为“语”的历史编纂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内容记载下来，传之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