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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735页。 ②沈长云《〈国语〉编撰考》一文说：“看来，只有晋国的后代——韩赵魏三晋之人编辑《国语》的可能性最大。”见氏著《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2页。 ③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55页。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则将“《左传》《国语》之成书年代”一并讨论，云：“《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57页)夏经林则认为应成书于战国中期，他说：“《国语》的成书，应当晚于越王无疆的被杀之年；应当早于战国晚期成书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诸书，早于秦攻破楚郢都之年，即当在战国中期，具体说是公元前329年-公元前278年之间。”见其《论〈国语〉的编撰》(《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又，沈长云在《〈国语〉编撰考》文中提出，《国语·晋语四》中有“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的话，预见晋国之亡，这已是公元前376年，即战国中期的事。又《鲁语》中提到的“三公六卿”，也属战国晚期人的构想。这些都是《国语》成书不能早于战国晚期之证。此说也可参考。沈文中也说：“《国语》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据此，则与《国语》成书于战国前期，但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后人附益的部分之说，也并无大的矛盾。 ④除上引沈长云文外，还有李坤《〈国语〉的编撰》，《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载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夏经林《论〈国语〉的编撰》。 ⑤白寿彝：《国语散论》，《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6日，第5版。 ⑥[吴]韦昭：《国语解叙》，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94页。 ⑦[清]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3页。 ⑧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3、9页。 ⑨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1页。 ⑩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3—14页。 (1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第15—16、21页。 (1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428页。 (1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19、222—224页。 (1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32—237页。 (1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38—239页。 (1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241页。 (17)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5页。 (18)黎翔凤：《管子校注》，第440页。 (19)罗根泽(《管子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李学勤(《〈齐语〉与〈小匡〉》，《管子学刊》1987年第1期)均认为《国语·齐语》早于《管子·小匡》。故夏经林《论〈国语〉的编撰》文中谓：“笔者以为《齐语》早于《管子·小匡》应有定论。” (2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49—350页。 (2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63—364页。 (22)参见拙作《〈国语〉：“记言”史书的成功创设及其丰富内涵》，《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5—154页。 (2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中》，第61—62页。 (2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中》，第66、68—69页。 (2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四》，第326页。 (2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五》，第381页。 (2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五》，第382—383页。 (28)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二》，第297页。 (29)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三》，第309、310—311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越语上》，第567—573页；《国语集解·吴语》，第541—545页。 (31)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61—562页。 (32)《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171页。 (33)《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351—2352页。 (3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45—547页。 (3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吴语》，第548—550、551、553页。 (36)相比之下，《左传》对黄池之会记载甚为简略。兹引以作对照：“(哀公十三年)夏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相比之下，《国语·吴语》中叙述的几个重要情节，《左传》皆缺载。如：勾践命将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吴、晋争长未成，两军对峙，“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吴王惧而合大夫而谋，吴王与王孙雒各提出方案，最后决定“必会而先之”；吴王急欲先晋而主盟，昏乃戒，令秣马食士，陈王卒百人，以为徹行百行，分成中军、左军、右军，各为万人方阵，如火如荼；晋派董褐到吴军阵前传话，董褐观察到“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将毒，不可与战”，乃许吴先主盟；双方谈判商定，称“吴伯”不称“吴王”，吴公先歃，晋侯亚之；吴王既会，越闻愈章，吴仓促退师。以上内容，《吴语》记载甚详，且叙述生动，场面广阔。两相对照，《左传》所载大为逊色。《吴语》所载优胜的原因，一是材料占有多，组织有匠心，二是对于吴北上主盟的意义有足够的重视。 (3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一》，第262、264、267、270、278、280—281页。 (38)[清]章学诚著，刘公纯标点：《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5页。 (39)南宋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之后，明清两代史家撰著纪事本末体史书蔚成风气，其中《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书尤为著名。至20世纪初，夏曾佑撰成《中国古代史》，标志着将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糅合到新型的章节体史书之中。 (4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第464页。 (41)[宋]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 (42)[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43)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8页。 (44)[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引，第1072页。 (45)参阅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0页。 (46)[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6页。 (47)[清]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卷一《文概》，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 (48)[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四，第5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