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恰当运用对比手法 《国语》叙事，有意识地做到将相关的人物、事件作对照，凸现其不同特点，或不同人物的行为、性格、心理，并借此揭示出深层内涵。晋文公重耳能得人心，晋惠公夷吾不受国人拥戴，对此，《国语》作者是用对比手法来刻画的。《晋语二》载：晋献公卒，时重耳在狄，夷吾在梁。秦穆公因秦、晋之好，极盼早日结束晋国的混乱局面，故想通过考察，判断二公子谁更应该得到秦国的帮助。于是派公子絷分别向重耳、夷吾吊丧，作者通过公子絷的观察，表现二人一个仁厚、诚实，一个虚假、贪鄙，品质、行为大不相同。公子絷向秦穆公一一作了禀报，秦穆公乃得出结论：“吾与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为后也。起而哭，爱其父也。退而不私，不役于利也。”(28)虽然当时因重耳真心不愿因父丧而侥幸得国，立为国君的条件尚不成熟，故先立夷吾，但重耳最终胜利返国，成为一代贤君，证明秦穆公的考察和判断完全正确。 秦、晋韩之役，无论是战前两国的政治状况，还是战场上两军的对垒，都巧妙地运用了两相对照的手法，因而写得层次分明，并向读者揭示出深层次的内涵。战前，晋国先发生饥荒，秦穆公急晋民众之急，立即运粮过河，向晋赈灾。次年，秦国也遭饥灾，晋惠公却忘善背德，坐视不救。晋惠公六年，秦国获得丰收，粮食、军用充足。为讨伐晋惠公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秦举兵伐晋。晋惠公率师迎击，阵前用占卜决定选何人为公车戎右，卜兆显示用庆郑为吉兆。惠公不满意庆郑主张运粮赈秦灾，战前又指责晋国所为违背道德，因此不用他为戎右。韩简为惠公次车。惠公令韩简瞭望秦军，韩简向惠公报告说，“师少于我，斗士众”，“以君之出也处己，(注：己，秦也。处己，在梁依秦。)入也烦己，(注：为秦所立。)饥食其糴，三施而无报，故来。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斗士是故众”。极力写秦国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因此士气高昂，晋军却因在道义上应受谴责，“三施而无报”，士卒懈怠疲沓。秦穆公在阵前对晋国使者历数晋君之罪：“杀其内主，背其外赂，彼塞我施，若无天乎？若云有天，吾必胜之！”秦晋两军对阵，一方是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一方是各存歧见，号令不一，至此，战役的高潮出现了：“君(秦穆公)揖大夫就车，君鼓而进之。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梁由靡御韩简，辂秦公，将止之，庆郑曰：‘释来救君！’亦不克救，遂止于秦。(注：止，获也，为秦所获。)”(29)整个战役记述生动紧凑，议论更为精彩。尤其是通过对比双方的行为和议论的手法，揭示出政治上得道或失道，君臣上下能否同心同德，是决定战场上胜败的根本原因。 不但同卷中的记载可以作对比，不同卷中密切关联的事件、人物，也可以作对比叙述，这样做同样有利于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实质内涵，并增强历史著作的感染力。《吴语》和《越语》，都是记载春秋晚期吴越争霸这段历史，事件本来密切相关，《国语》作者在客观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对吴为何由胜利走向失败，越为何能够在失败中崛起并最后灭吴的盛衰变化原因进行对照。而作者尤为着重的，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如何对待身边大臣的谏议，因两人态度悬殊不同，最后结局便完全相异。当勾践遭到大败，退保于会稽山上，处于危厄之际，亲切地称呼身边大臣及国人为“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要求大家献出计谋，共同商议退吴兵、复越国的办法。大夫种献计，应向吴王卑词求和，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完全采纳，由此演出了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反败为胜的活剧。而夫差则因胜越而自恃强大，决定北上中原显其声威。在此紧急关头，伍子胥痛切进谏，要夫差以史为鉴，讲了楚灵王自恃强大，饰非拒谏，连年对陈、蔡、吴、越征伐，造成民众痛苦不堪，最后众叛亲离，自缢于沟壑的历史教训。他警告如果大举伐齐，越人将乘虚攻吴，到时就后悔莫及了。但夫差严责伍子胥年已老而“扰乱百度，以妖孽吴”，致使伍子胥愤而自杀！(30)《国语》作者详细记述勾践与夫差对臣下谏议截然不同的态度及其后果，目的是要说明国君是否开明纳谏、集中臣下的正确意见付诸实现，实为国家成败之关键这一深刻道理。作者为了强调此层意思，便将伍子胥如何忠诚进谏、提出正确的策略，作为《吴语》全篇的主线。至其篇末，在记载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事件之后，特意作了交待：“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同时作者又正面作了评论，说：越王勾践之能最终取胜，乃在于“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31)。堪称画龙点睛之笔，意味深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