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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方位、多层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生动性 夫差北上伐齐，又至黄池与晋争盟主地位，越人乘虚袭吴，后方告急。吴乃决计向晋挑战，迫晋同意由吴主盟，以求远道退兵回吴。若以成败论英雄，吴北上之役是造成其最终败亡之由，且其时，“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夫差不得已决定仓卒退兵。从表象看，似乎此役无足轻重，不必多费笔墨。《国语》作者却不视此为仓皇脱身前的一番故意造作，虚写几笔带过，而是绘声绘色郑重记载。原因何在？其一，吴北上主盟，是春秋晚期政局的一件大事。《春秋经》以特殊的笔法记载这一事件：“(哀公十三年，夏)公会诸侯及吴子于黄池。”(32)吴以往被视为“蛮夷”之邦，现在称为“吴子”，承认其提高了文明程度，地位与前已大不相同，因而与华夏各诸侯国同样对待；并且与晋一同作为诸侯各国之首，其意义非同小可。专讲“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更对此大书特书，阐发吴主盟的意义：“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33)强调《春秋经》的记载是“重吴”，吴北上取得盟主的地位，诸侯莫敢不至，因而有利于“诸夏”局面的稳定。所以，夫差北上主盟，在吴、越争锋的活剧中似乎是一段插曲，而从春秋史的全局来看，却是重要事件，不能等闲视之。其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春秋晚期吴国的历史，实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吴越争锋，吴因先胜越而骄奢，最后反被越国打败。又一个层面，是吴国已能够北上中原，与晋国争诸侯盟主的地位。与春秋初年吴国偏处江南被视为蛮夷之地相比，显示出历史的巨大进步，是经过春秋时期一二百年间吴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反映出中原文化向心力的增强，华夏文化范围大大扩展，中国境内各族的文化认同向前推进了。《国语》作者对此恰恰没有作简单化处理，没有因为关注吴越两国的恩怨胜败，而忽视吴国争取扮演诸侯盟主角色的努力。这样做，凸现了多角度、多层面再现客观历史的原则，而且写得场面广阔，很有声势。 作者写道：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吴人从长江北扬州附近开凿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将长江、淮水连接起来，水路可直接通到河南中部，这正证明吴国国力的强大。正当吴在黄池会上与晋人争长未显定局之时，吴的后方传来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姑苏的坏消息。夫差恐惧，向诸大夫问计：现国内危急，我道路遥远，如今之计，是不举行会盟迅速赶回吴国，还是放弃主盟的希望，让晋国居先？王孙雒回答说：两种办法都不好。无会而归，沿路将要遭到齐、宋、徐等国夹击，会而先晋，等于我劳师千里一无所得，越国攻袭的坏消息传播开来，吴国士卒会发生反叛。所以，“必会而先之”。王孙雒进一步出主意：“今夕必挑战，必广民心，请王厉士，以奋其朋势”，取得盟主地位，在诸侯各国有体面，就可以安全返回吴国。(34) 作者进而写出吴军争当盟主的声势：吴王连夜秣马食士，整肃队伍，分中军、左军、右军，百人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陈，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不出。”在两军紧张对垒的气氛中，又添加一意外情节，晋军派出的阵前通使者董褐觑出吴王神色异常。他报告晋军主帅赵鞅：“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主其许之先，无以待危。”于是晋定公同意由吴主盟，“吴公先歃，晋侯亚之”(35)。既盟之后，吴军立即退兵回国。我们以今日的眼光审视，导致“黄池之会”出现戏剧性场面，是因为有两条线索在起作用，一是吴国确有相当强大的国力，“北上而忧中国”，敢于争取盟主的地位，一是越军乘虚攻入吴的都城，本来占据优势的吴军转为劣势。《国语》作者确实做到恰当地把握住这两条线索，多角度、多层面地记述历史，值得称道。在作者笔下，吴、晋、越各方力量相交错，事件的发展紧张起伏，扣人心弦，因而为后人留下了春秋晚期历史曲折变化的一页。(36) 又一典型例证，是《晋语一》、《晋语二》用大量篇幅集中叙述的“骊姬之难”。它所牵涉时间长，范围广，前后相关的人物除晋献公、骊姬、太子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子圉五位公子外，还有卿大夫里克、丕郑、荀息、狐突、士蒍和优人施等，错综复杂。由于这场祸难不但造成晋国长期政局混乱，而且因“尽逐群公子”而造成春秋时期“公族失势，九卿擅权”的特殊国情。《国语》作者精心地组织材料，同时运用多角度、多层面叙事方法再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表明有关晋国国政的一场大阴谋正一步步发展，大祸将作。作者选取了三个角度观察和叙事，使人读之惊心动魄。一是骊姬阴险狠毒，她为实现废掉太子申生、立己之子奚齐为太子的目的，不择手段地阴谋陷害，编造种种谎言，表面上又假装亲近太子。献公则日中其谗言，对申生的猜忌和迫害步步加深。二是生性仁厚的申生不正视骊姬一手制造的阴谋，他为忠于君父的观念所束缚，因此一步步走向绝境。三是卿大夫丕郑、里克、狐突等人，或分析骊姬设下的阴谋，预言事态的发展，或恐危及自身而装出不偏不倚的姿态，或怕卷入危险而杜门不出，更形成危机重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叙述如此复杂的事件，却能从容不迫地展开，像一部史诗式的复杂交响乐作品，有意识地反复“再现主题”，突出主线，清楚地交代事态的发展。《晋语一》第六则至第九则，通过记载一连串险恶事件充分证明，骊姬引起的晋国内乱未有尽头，太子申生将罹大祸。在头绪纷繁的叙述中，作者在关键之处一再点明，“骊姬既远大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谗言弥兴”；“申生胜敌而反，谗言作于中”；“果战，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有意地反复再现“主题”，说明骊姬一再使用阴险狡诈的手段，使太子申生愈加陷入危险的处境之中。五年之后，太子申生终于被迫自缢，重耳、夷吾也受谮出逃，“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国无公族焉”(37)。 过程曲折、头绪纷繁的事件，是对史家叙事能力的极大考验。《国语》作者对于如同吴北上争霸主和“骊姬之难”这样复杂的事件，却能有条不紊地做到多角度、多层面叙述，这无疑为提高中国历史叙事水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