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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馆》的结构与叙事 问题意识的解决，总是以结构和内容来呈现的。一般说来，呈现历史的方式有两类，或以纵向历史为基本线索，在变化中展现历史现象的各个方面；或以横向专题为基本结构，在各个专题中展现历史变化。两种形式各有其优势，无所谓高下，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就茶馆来看，由于事件性不强，资料又比较零散，呈现历史的方式属于后者，王笛认为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首先，可以使杂乱无章的资料更系统化；第二，可以就茶馆的某个方面进行比较完全的描绘”。(30) 在王笛的问题意识中，茶馆是精英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冲突的一个舞台，所以《茶馆》分三个专题进行阐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 第一部分“茶馆与社会”。从茶客的角度，反映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日常休闲的作用，可称之为茶馆的社会文化史。一是在茶馆中各种人物的休闲生活，主要讨论茶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各色人等所创造的茶馆文化，茶馆怎样成为街道和邻里的中心。人们怎样在茶馆中相互作用，在公共场所建立起社会和职业网络；二是茶馆的戏剧表演与娱乐活动，主要考察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娱乐活动，艺人怎样以茶馆为生，观众在茶馆戏园中有怎样的行为和角色，地方精英和政府为什么要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三是茶馆的阶级和性别，主要分析不同行业和社会集团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茶馆以何种方式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 第二部分“茶馆与经济”。由茶客转移到茶馆本身，反映茶馆的经济实体功能，是茶馆的经济文化史。一是茶馆的经营，考察茶馆的数量、规模、管理、竞争、雇佣、资金、利润、位置、环境，在面对新式企业兴起和政府规章的挑战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二是茶社业公会，考察公会怎样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控制本行业的事务；三是茶馆的雇佣问题，考察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关系、男堂倌和女茶房之间的关系、公会与会员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由此理解性别、大众文化、公共生活及中国一部分劳工阶级的面貌。 第三部分“茶馆与政治”。主要反映茶馆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是茶馆的政治文化史。一是茶馆“讲茶”和袍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讨论茶馆作为维持社区稳定的“民事法庭”所起的作用，袍哥怎样利用茶馆为公口和码头，支配地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二是茶馆里发生的日常生活冲突，考察流氓、兵痞、盗贼对茶馆的威胁，以及面临此种情况政府怎样以“维持公共秩序”的名义，控制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三是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考察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复杂关系。 在对各个专题进行阐述时，作者颇具时空意识，关注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从而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所谓纵向变化，就是“十分注意年代问题”(31)，尽量避免一些专题研究的静态缺陷。清末民国时期的四川和成都，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从改良到革命(1900-1916)、军阀统治(1917-1936)、抵抗的政治(1937-1945)和一个时代的结束(1945-1950)，每个时代都对茶馆发生了影响。(32)王笛尽可能地呈现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譬如成都茶馆的清洁卫生，清末以来政府一直介入较多，从1902年警察一设立便立即着手改进卫生状况，后来在1926、1932、1942、1943、1945、1948年，成都市政府、卫生机构相继颁布过多项关于茶馆卫生的命令、规章，并开展卫生检查。(33)又如茶馆价格，由于必需品和原料价格的持续上涨，茶社业公会先后于1940年8月、1941年1月、1942年6月、1946年4月和10月、1947年9月、1948年自行决定涨价或要求政府涨价。(34)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王笛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横向比较，主要是通过“他者”来显示研究对象的特性与共性，即研究区域不限于成都，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就国内区域比较而言，该书论及了成都民众与华北地区的差异、成都茶馆众多的生态环境因素与华北地区的不同、成都茶馆与中国其他城市茶馆的异同等。譬如成都茶馆与其他城市茶馆的比较，一方面有不少共同点，人们都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不同城市茶馆的区别也很明显。大江南北的城镇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服务对象上，广东的茶楼表面上看起来像四川茶馆，但主要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而成都茶馆则很“平民化”，阶级畛域并不突出。在茶客性别上，上海茶馆的性别限制很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较成都早得多。(35) 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比较成都茶馆与外国酒馆、酒吧等服务业的异同。 在西方，尽管17世纪以后英国等国家就引进了中国茶叶并以饮茶招待朋友，但没有发展出中国式茶馆，而是有许多与茶馆相对应的公共场所——酒吧和咖啡馆。茶馆与酒馆、酒吧有不同之处(36)，但王笛认为，它们在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上的区别并非以往所想象的那么巨大，而是相似性居多。这一观点不是王笛的最新发现，西方人早在1905年就在成都观察到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1939年也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威廉研究近代早期汉口的著作中也有所关注(37)，但所有这些都不如《茶馆》的阐述具体深入。(38) 譬如，在私人所有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上，有相近之处。在成都，一个私人的居家可以变为一个半公共或公共空间的茶馆，公与私的空间经常难以划分，茶客很容易一瞥茶馆主人卧室内的风光，茶馆主人及其家庭成员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其私事经常成为茶客饶舌的谈资。在美国，私人居家也可变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酒吧，顾客可以观察店主一家的生活，包括饮食、习惯以及婚姻状况等。 在服务对象上，也大致相似。顾客的主体都是普通人。虽然有少数茶馆服务于中产或中产以上客人，但大多是面向普通市民的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费。美国的酒吧也是如此，酒吧的兴起是由于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等生存状况改善的结果，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中心”。两者都为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服务。如同乡会的茶馆为相同籍贯的移民服务，同业公会的茶馆为本业服务，当然一般也不排斥其他顾客。酒吧也是文化和经济背景相同的群体和社团的聚集场所，甚至作为它们活动的总部。 在经营和提供服务上，同样有相似之处。茶馆、酒吧都是人们传播信息、表达意见甚至是流言饶舌的公共空间，都为民众提供演唱、讲笑话、讲故事等娱乐，都为顾客提供饮水或啤酒、厕所和冬暖等设施，都是寻找工作的“劳动力市场”。只是某些娱乐的玩法有些差别，美国工人在酒吧打台球、跳舞，成都市民在茶馆斗鸟、打围鼓。 在朋友和熟人之间请客的方式上，也比较相像。在茶馆，称“喊茶钱”，就是一个人进茶馆，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为他人买茶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也是“爱面子”的一个表现。在美国酒吧，也有类似称之为“我招待”(treating)的习惯。一个人在酒吧独酌，只要有熟人进来，他都必须站起来，邀请他们同饮，并为他们付账。来人如果拒绝他的要求，除非进行必要的解释并表示抱歉，否则被认为是极大的侮辱。 在性别态度上，也有类似的地方。茶馆本来是男工垄断的行业，但当妇女进入茶馆谋生时，她们不但廉价，且易于控制，还可以招徕更多顾客。男工面临生计威胁，遂嫉恨女工进入茶馆，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职场性别冲突。在酒吧，也同样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性工会会员为了保住其位置和工作，竭力排斥同行妇女。 以上相似性表明，茶馆、酒吧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仍然能够创造出类似的习惯。(39)这对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他们首先都是人，都有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日常生活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其本质经常是相同的。所谓比较分析，其着眼点不一定是异，也可以是同，“有本质上的一致才能比较”(40)，寻找共同性、相近性也许更具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