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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 学问“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1)一切历史研究，无论是问题意识的确立、理论方法的运用，还是资料的解读、叙事的重构，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目标，即解答问题意识，对历史现象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推动历史认识的进步。《茶馆》既对茶馆本身的具体问题给予了分析，也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做出了解释，这里主要介绍后者，因为它是贯穿整项研究的普遍意识，也是与学界对话的平台。王笛的基本结论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反控制，“一个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角色日强，国家支持的现代化不断削弱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另一个是在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的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对抗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42)与其他涉及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相比，这一结论并非独创，但从一个内陆城市的个案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增加了实证支持，却属少见。 首先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国家权力之所以向地方社会下移，主要是晚清以来追求现代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所决定的。在此过程中，“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43)在成都，茶馆作为民众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往往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形象，但在地方政府看来，茶馆的生活、卫生、娱乐对社会和城市形象是有害的，所以清末以来一共颁布过15项关于茶馆安全和秩序的禁令、规章，不仅对茶馆的数量进行控制，更将其空间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44)其中，对娱乐与政治的控制尤为突出。 大众娱乐是一个有力的教育工具，人们尤其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多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但清末民初以降，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地方戏，禁止一切不过是关于爱情、罗曼史的所谓“淫戏”，认为它们会导致年轻人变得下流、淫邪，而把“新”的、“积极的”、“进步的”的情节加入传统戏剧之中，灌输政治主张、正统思想。由此，地方戏按照精英的构想被改造了。在抗日战争中，政府更是利用民族危机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把国家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45) 其次，国家权力还从政治方面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茶馆不仅是交流最近新闻、传播小道消息的场所，也是一个发生各种冲突的地方，因此在政府和精英看来，茶馆是传播流言蜚语和滋生弊病、歹徒藏身之地，必须严加控制。尤其是当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政治话题时，政府就强制实施各种规章，压制和批评不同政见，惩罚自由表达思想的茶客。政府还利用茶馆进行政治宣传，如要求悬挂国旗党旗、政治标语、国民公约、领袖画像，摆放经过审查的报纸图书等。在抗战期间，茶馆更成为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政府利用茶馆发动民众抗战，激发爱国热情，压制挑战当局的思想和活动，以树立战时绝对权威。国共决战爆发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和经济状况的恶化，政治聚会、政治话题更成为一种危险和忌讳。(46) 面对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控制，茶馆有什么反应呢？王笛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对试图改变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47) 政府颁布的法令和改良措施增加了茶馆的经营成本，也威胁到以茶馆为生者的利益，茶馆、茶客和其他依靠茶馆为生的人遂结成抵抗政府的同盟，以维持其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茶馆一般采取三种态度进行抵制：一是“消极抵抗”，既不公开反对新政策，也不积极执行；二是通过集体行动，特别是在茶价和征税问题上与政府抗争；三是自己抗争，有时也能达到目的。如上所述，政府对茶馆娱乐的限制颇多，但茶馆并没有认真遵守，茶馆和艺人都能充分运用各种策略，与权势部门周旋，以求得生存。(48) 如果说茶馆的行为对国家政策基本上是抵制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却有着合作与冲突的两面性。该组织由晚清的茶社帮发展而来，1931年、1936年在政府支持下经过两次重组。与传统行会的相对独立与自治不同，民国时期行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日益加强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茶社业公会的日常事务虽由理事会负责处理，但其重要决定在相当程度上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总的说来，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是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政府对茶馆的新政策依靠茶社业公会传达到茶馆，远比直接控制整个行业和各个茶馆容易得多。茶社业公会则尽力维持政府与茶馆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了茶馆行业的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协商乃至斗争，将茶馆的诉求上呈到政府；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行规”，茶社业公会与政府又保持良好关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来控制茶馆数量，维持统一价格，减少同业竞争。但这与所谓茶馆追求的“营业自由”又发生了冲突，体现了公会的两难处境。(49) 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过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逐步下沉，以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但所有的冲击都没有击垮传统文化的生存。直到1949年末，茶馆业依然不衰，仍有659家茶馆，达到1935年以来的最高峰。对此，王笛指出：“茶馆作为成都社会的最基本设施，也展示了其坚韧和旺盛的生命力。无论限制多么严格，经济状况多么恶化，国家打击多么沉重，茶馆总能找到生存之道。”(50)如果说，以往研究更多强调在西方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王笛却发现，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大众文化有惊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即便大众文化从表面看是改变了，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传统的。(51) 地方文化、茶馆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延续与生存，除了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以外，王笛认为仍在于地方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52) 首先，茶馆满足了各类人群的休闲或社交需求。坐茶馆已是成都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去茶馆会友、聊天、获得信息或者打发时间。从年龄上说，老年人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的茶馆吃茶，成为最忠实的顾客。从社会地位来说，大多数茶客是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小贩、黄包车夫、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等。但茶客中也有大户子弟、城居地主以及有身份的学者、官员、社会名流。无论是精英还是下层大众，茶馆都是他们社交的首选，甚至形成因茶聚会的团体，称“茶轮”，二三十个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馆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这些小团体建立起紧密的社会网络，在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政治活动上相互支持。 其次，不同行业或群体借助茶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商人、小贩需要茶馆，在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没有一个贸易中心，茶馆俨然是一个“市场”，弥补了这个缺陷，适应了以小商小贩为主的经济模式。商人通过沟通、谈判、签合同完成交易，小贩则直接把香烟、糖果等日常用品带到茶馆销售。服务性行业也需要茶馆，热脸帕、装水烟、算命、理发、工匠、擦鞋、掏耳朵、修脚等各行各业，都是通过为茶客服务谋生。艺人依靠茶馆，茶馆为艺人提供演出的场所，茶客享受乐趣，艺人有了生计来源。还有一些提供行业聚会和交易的茶馆，如安乐寺茶社是经营西药、酱油、粮油、文具商人的聚会处，华华茶厅是茶叶和洋纱的交易处。 再者，茶馆为解决民间纠纷提供了场所。在成都，人们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于是茶馆成了社区联系和邻里认同的中介。袍哥在“吃讲茶”的调解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方社区建立起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吃讲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裁判是在公众监视下进行的，调解人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其声誉和公信力将受到损害。即便调解不成功，在公众面前，暴力事件也难以引发，而发生暴力冲突时也容易被公众所制止。在传统时代，国家承认社会自治，对这种“民事法庭”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虽开始控制或禁止这个活动，但民众仍不相信官府，宁愿把裁决权交给地方有声望的人，于是茶馆讲理这种非官方力量就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在王笛看来，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茶馆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当得到政府支持的强大的新企业面对这些小商铺以及它们的同盟军时，这些现代企业似乎不再有在沿海地区那样的威力了。小商业成功地铸造了防止现代性进攻的‘万里长城’”。(53)这一认识深化了近代以来乃至今天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通过以上对《茶馆》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叙事呈现以及核心见解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王笛对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茶馆所反映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做了多面解剖，对茶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使茶馆史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与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会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馆》一书不仅毫无逊色，且别开生面、富有特色。职是之故，《茶馆》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学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城市茶馆的研究，还可以用之于城市饭馆、杂货店等问题的研究，对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服务业也具有借鉴价值。 当然，在推崇《茶馆》一书的同时，我仍想从方法论角度谈几点或许称得上改进或提高的意见，以与作者和其他读者交流： 第一，作者对《茶馆》内容的呈现，有一些明显的重复之处。譬如，每一章最前面都简介本章的内容，最后又有一小节做总结，内容多为类似。本书最后一章“结论”，对全书进行总结，与每一章的首尾简介和小结又多有重复。 第二，也许受到研究领域的局限，作者对有的问题分析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譬如，在现代化进程中茶馆之所以能够延续，在王笛看来，是因为茶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使其能够抵御国家权力的控制和现代化的冲击。这一看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还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这就是现代工商业(包括外国资本企业)的力量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限的，它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生活的需求。甚至可以说，现代工商业对传统工商业的替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没有完结之前，小商业与现代工商业之间就更多地是并存而非竞争关系，不仅是内陆城市，即便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也是如此，现代工商业从未将小商铺打垮。可见，要想解释传统行业延续的原因，不能不对它的对手现代工商业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作者对成都茶馆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横向比较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也许由于茶馆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不可能像政治史、事件史那样变化明显，因此较少受到关注，资料记载不多，所以作者对成都茶馆纵向变化的叙述并不平衡，有的方面甚至完全缺乏。横向比较的欠缺，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作者没有对清末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进行比较，以凸显二者之间的异同，增强对中国地方文化的理解。本来作者对成都茶馆与外国酒馆、酒吧做了细密的比较研究，但没有坚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进行比较，从而留下了些许遗憾。 第四，在理论方法和概念上，该书似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王笛主要是借用欧美学者的理论方法研究成都茶馆，尽管他强调“关于茶馆研究又与上述所有研究在关注的问题、使用的资料、解读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54)，事实上的确也有许多不同，但不能不说，他从茶馆研究中并没有提炼出原创性的概念，其理论贡献自然也就减弱了。当然，能够充分地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并付诸实践，充当中西学术交流的媒介，已经很不易了。何况，成熟的理论方法一经出现，就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我只是针对像王笛这样的一流学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其实，原创性概念往往上升到哲学高度，要想在此方面实现创新，对任何学者都是很大的挑战。即便是国外历史学者，他们所提出的概念也往往是借用了相邻学科的理论，真正自己发明的极少。也正因为此，相邻学科的学者经常笑谈，他们给了我们历史学者一桶水，我们回馈的只是一碗粥。(55)所以，如何“有借有还”，提出对相邻学科都有价值的理论和概念，是整个历史学的任务。而对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而言，更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在国际史学舞台和相邻学科争取话语权，避免中国学术成为外来思想的“跑马场”。在民族国家没有消失之前，话语权的争夺是无法回避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提醒一点，从《茶馆》可以看到王笛特别强调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但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在传统政治史、精英史统治下的一种反拨，而不能认为只有它们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对象，我相信王笛也会作如是观。如果有人做这种极端的理解，则与传统史学的逻辑错误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无论是精英史还是民众史的研究都不可偏废，精英史研究的衰落也不是什么好现象。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脉、文化传承离开精英是不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