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据邓广铭回忆，他的宋史研究发端于胡适，但通过档案、报刊、书信材料的勾稽，不仅具体还原了他毕业论文的缘起，还分析了蒙文通在北大开设宋史课程的具体讲授内容，发现他的宋史研究其实缘自蒙文通宋史课程的启发。这提醒我们在梳理学术史时，尤其要注意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唯此才能在还原学者早年的学术经历时，避免受他们晚年回忆的牵引。 关 键 词：邓广铭/宋史研究/蒙文通/宋史课程 作者简介：聂文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新宋学”一直是民国学术史的重要话题。近些年，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宋史研究有系统的论述。概言之，大致有两类学者关注此问题。一是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者，他们关注陈寅恪、刘咸炘、蒙文通等人(从教育背景及学术断代上划分，他们基本可被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第二代①)民国时期对于宋代研究的计划、议论及其学术重心、特色，丰富了学界对民国学术史的认识；另一类则是宋史研究者，他们在世纪之交对20世纪的断代史研究进行了总结，更关注那些后来以治宋史著称的学人及其具体研究成果，比如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等第三代在宋史研究中的贡献②。 这两代学者在宋史研究上具有什么关联和影响？虽然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但却多未能展开具体论述③。在此，笔者希望能够结合两类研究者对学术史研究的长处，以邓广铭与蒙文通的学术关系为例，通过档案、报刊和书信还原邓广铭早期的学术经历，以追索他早年宋史研究的学术因缘。而考察结果却与他的学术回忆中关于学术发端期的叙述多有不契合之处，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梳理学术史时，要注意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不能过于依赖学者们后来的学术回忆。 一 邓广铭毕业论文之缘起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宋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晚年回忆时，说他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人影响很大，尤其是胡适和傅斯年对他一生的学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而陈寅恪对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方法上的启示和人格上的熏陶，不过三人都对他有知遇之恩。这是邓广铭对他一生学术历程所做的权威性叙述，学者多以此为据来讨论他早年的学术经历⑤。不过，我们若去追踪邓广铭为学的一生，尤其是他早年的学步阶段，则又不能不说及其他人——如周作人、蒙文通、钱穆、姚从吾、赵万里等人对他的影响。对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前辈学者，邓广铭均写过专门的回忆文章，谈及他们的交往及三位学人对他学术上的影响。这些文章已然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了。但本文拟通过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追索，看他是如何走上宋史研究道路的，而这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宋史研究的开展过程，也不无裨益。 众所周知，宋代杰出人物的谱传研究(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王安石)是邓广铭宋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而他最早研究的宋代人物是陈亮。那他为什么会选择陈亮？据邓广铭晚年回忆，在大学四年级时，曾选修胡适在文学院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课程——传记专题实习，胡适提供给学生的作传人物当中有陈亮，他就选择了为陈亮(龙川)作传。后来，胡适在他的论文中批示，陈亮和辛弃疾两人关系写得尚为简单，仍有发掘的余地。因此，邓广铭进而去研究辛弃疾，并且很快就写出一篇针对梁启超、梁启勋及陈思各自所撰的《辛弃疾年谱》和二梁《辛词笺注》的书评，从而确定了他未来几年的研究主题。邓广铭也因这篇文章受到诸多学者的称赞，并得以顺利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从而保障了他在北大南迁之后仍可致力于辛弃疾(稼轩)的研究⑥。 上述是邓广铭对他学术经历的一个总结性回忆，自有其可信性，所以也广为大家所接受。但笔者想进一步追溯，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陈亮，而不是其他人？他的解释是感觉时局与南宋相似，而他又为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世之心胸”的气魄所折服⑦。这应该也是实情，但是否还有某些更具体的考虑影响了他的选择？当时胡适给出的是三个专题九位人物，宋代即有文学家苏轼、思想家陈亮、政治家范仲淹和王安石四人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担当，王安石改革社会弊端的决心，岂不一样能折服人？邓广铭为何恰好选择了陈亮，而不是苏轼、范仲淹或王安石？ 幸运的是，笔者在胡适档案中发现了一封邓广铭写给胡适的书信，可以提供些线索，兹先转录如下。 适之先生： 前读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觉其立论颇多牵强过甚之处，嗣即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并以之作毕业论文题目。现因选定“传记文学实习”，又愿缩小范围，先尽力为陈龙川个人作一传，然后再及其他诸人。但前曾作《浙东学派探源》短文一篇，系对浙东各人学问作总括的叙述者，又系专为针对何炳松先生的书而发，其中支离处所及差谬处所必甚多，且当时为缩短文章之篇幅计，故所讲陈龙川也很简单。兹将该文章呈奉，敬祈先生加以教正，庶在为龙川作传时得有所依据为祷。 谨此 敬祝 学生邓广铭敬上 十月十四日⑨ 从信中所说“毕业论文”及“选定传记文学实习”看，此信应写于邓广铭大学四年级(1935-1936年)刚开始选课之时。信中又提及他曾作《浙东学派探源》一文，批评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的观点，而这篇文章已发表在1935年8月29日的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上。据此，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35年10月。 据此信的说法，邓广铭之前曾关注过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注意到何氏立论多谬误不经之说，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打算对浙东学派做一整体贯通性研究。而这学期北大文学院开设的课程中正好有胡适的“传记文学实习”，其备选人物中就有浙东学派的代表陈亮，所以他愿意再缩小研究范围，以陈亮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此信即是邓广铭为了调整毕业论文题目和选择导师，特意写给胡适的。而《浙东学派探源》一文，则是用来证明他在陈亮研究上有所积累和继续研究的能力。这封信和这篇文章现仍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 关于邓广铭毕业论文题目，也可从当时的北大校刊中找到印证。10月19号的《北京大学周刊》公布了史学系四年级毕业论文信息，其中邓广铭的题目是浙东学派研究，指导老师却为钱穆⑩。根据史学系的新规定，“本年度四年级学生，于上学期注册截止后一星期，须将论文题目交齐”。论文题目及指导老师的选定，可以参照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11)。这一年的毕业论文中，宋史的四篇论文均由钱穆指导，但钱穆在北大并未讲授过宋史，他被指派为导师，或许与他开设过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其对宋学的兴趣有关。而邓广铭的论文选题属于宋史或学术史范畴，导师的指派也很合理(12)。 邓广铭毕业论文的具体因缘既如上述，不过仍值得深思的是，他何以会“前读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作为“万有文库”的一种，于1932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6月再版，邓广铭何以会在两年之后方才注意此书？他为什么恰好会在此时对浙东学派如此有兴趣？除了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学术思想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而章氏在书中着力表彰的浙东学派也受到学者关注这个大背景外，是否还有更具体的机缘？ 笔者留意到《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文的写作时间，是在1935年春假期间(据校历是4月7日～14日)(13)，也就是邓广铭大三下学期。那邓广铭这篇文章的撰写是否与他当时所选修的课程有关？ 带着上述疑问，笔者考察了邓广铭大学三年级时的选课情况，并对授课老师讲授的具体内容进行考证，恰好找到了邓氏的宋史兴趣与授课老师的讲授课程之间的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