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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余论：学术回忆与学术史研究 以上是笔者根据档案、报刊和书信钩稽出邓广铭与蒙文通之间的学术因缘。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可靠？不然邓广铭晚年的回忆文章中，何以从未提及他与蒙文通的关系。 从前文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在邓广铭学术研究之初，蒙文通对他宋史研究有启发之功，至于他后来在学术回忆中几无提及蒙文通对他的影响，应视为他学术成熟之后，形成了与蒙文通迥异的学术风格，因而也不会视他为学术上的导师，而是以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人作为他学术上的师承所在。在此，笔者拟以邓广铭对钱穆的评价为例，看他晚年回忆与早年对钱穆的学术评价有什么差异，以说明不同时段对同一人的评价会有何异同。 邓广铭在回忆傅斯年的文章中，曾不指名地提到了钱穆：“在我们的必修课程当中有先秦史和秦汉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讲授的，他的讲授，虽也有精彩独到之处，然而他的材料的来源，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开设的先秦史和秦汉史的专题讲授两门课程中，却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33)根据邓广铭大学成绩单和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当时开设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的教授是钱穆，傅斯年则开设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的选修课(与劳榦合开，属研究生课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邓广铭对钱穆学术的优长和不足之处有一清醒的认识，但认为与傅斯年相比，钱氏的学问则显得传统得多。不过，钱穆开设的是低年级的必修课，而傅斯年开设的则是高年级或研究生的选修课，讲授的要求自是不同，给学生的印象也自然不一样了。 邓广铭1939年9月从北平南下，途经上海去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沪拜访之江大学任教的夏承焘时，二人曾经谈及此前北平的学者。邓氏“谓钱宾四《刘向歆年谱》及《楚辞地理考》最好”(34)，由此可见，他当时对钱穆的赞赏和评价之高，也说明他对考证的极大偏爱。这里并非要强调邓广铭早年问学与晚年回忆之时，对钱穆的学问有一截然相反的评价。晚年回忆本是为了纪念傅斯年而作，容有特别突出傅氏之处。更何况研究与教学自是二事，不可等同而论，而不同时期对同一学者的不同面相有所侧重也实属正常情况。 通过前文对邓广铭宋史研究发端的考察，笔者发现个人的学术回忆文章往往是他学术已经成熟之后，在总结过往的学术经历时，进行的一番选择性叙述，并且限于篇幅、主题甚至文章本身的要求，与其后来学术发展脉络不直接相干者则被舍弃不提。这就提醒我们，学者回忆文章对往事的追忆都是有选择性的，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学术上的认同和新旧之分，也是学者梳理自身学术时自我认同的结果。而这些学术回忆却会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史料，研究者在梳理学术史时，极易受学者回忆文章的影响，并以此来寻求他们的学术发展脉络，若不加分辨，则又固化成现在的学术史叙述。但毋庸置疑，这些学术自述也是学者本人感受最为深切的，其叙述自有其合理性。笔者在此并非要否认它们的学术意义，而是要警惕在关注学者的早期学术经历时，不能过信其后来的回忆性文章，应通过教育史的材料，去追索他们当时的学术教育背景，还原当时的学术生态环境，“回访”当时的现场(35)。这就要求必须重视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并要跟随研究对象的学术足迹，观察分析他们如何选择性地接受前辈学者的多元化的教导。这样才能增加对他们早期学术经历中学术选择多重可能性的认识，才能更贴近学术史的真实，丰富对学术史的理解。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1月9日，是提交给硕士导师刘浦江师的第一篇正式文字。未曾想此文正式刊出时，刘师却已不在了。学生再也听不到他那真切犀利的“指责”了，但他的教诲将永铭于心。谨以此文纪念刘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