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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文通与北大宋史课程的讲授 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宋史课程的老师先后有朱希祖、柯昌泗、赵万里、蒙文通和姚从吾，不过数蒙文通所讲宋史课程最有特色。通过邓广铭的大学成绩单，知道他大三时选修过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程(14)。那蒙文通在课上讲过什么？ 据1934-1935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一览》，宋史课程要讲二学期，一周三课时，共六学分，由副教授蒙文通讲授(15)。现将该课的课程纲要抄录如下，或可略知此课的讲授重点： 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16)。 从课程的规划看，蒙文通主要以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对他们本朝史的理解为核心，通过他们的史论来论述宋代的政治、学术、制度、民族等重大问题。也就是说蒙文通的宋史研究与浙东学派一脉的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仅从此大纲分析，也能看出当时宋史研究的特色和起点——更为重视对《宋史》等传统正史的补正，所以才会取材于纪传体的《东都事略》《南宋书》及纪事本末体的《太平治迹统类》和简要的典制体《宋朝事实》来补“《宋史》之阙”，而不是利用更有史料价值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至于他想从《文献通考》中所引“止斋陈氏曰”辑出陈傅良的《建隆编》，自是可行。此书也确实对认识天水一朝的历史有帮助，但不可能作《宋会要》之大纲。不过，却说明蒙文通对《宋会要》这部宋代典制类史籍的重视(17)。 尽管如此，此大纲也只能认为是任课老师所提交的预想方案，至于最后讲授的内容是否与大纲相符，则尚未可知。若想进一步了解蒙文通当时的具体讲授内容，还得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 作为主讲者的蒙文通(1894-1968)，其学术研究领域异常宽广，从经学到史学、子学，并兼通释、道两家，宋史只是他的一个学术支流而已。他在宋史研究上的各种论著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尽管出版多已在他去世之后。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了解到他此时宋史研究的情况，不过却可以通过他与当时学界友人的通信和此后不久的一些课程讲义及后来的闲谈碎语中，略窥他当年在北大讲授宋史的情形。 首先，蒙文通在写给柳诒徵的一封信中说：“文通暑期中在平，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欲以窥宋人史学所谓浙东云者。”并初步提出了“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在信中，他还进一步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有所辨析，比如“浙东学者重制度”，“疑其非伊洛之传，而有接于新学之统也”。并说“浙东学派与苏学气脉之相关”。而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一书，对浙东学派之史学“实有轻心处耳”，不但“于诸家史学不论及，而于学派源流亦若未晰”。信末提到他“秋初学年开始定课，遂不揣浅妄，拟授中国史学史一门，于六朝史学拟讨其体例，于宋则拟就《宋元学案》中提出关系五六学案，而以各家文集之有关文字选以补入，溯其源为前编，及于北宋三派；竟其流为后编，及于宋濂、王祎，以完一宗本末”。 此信落款时间只有“七日”二字，但信中既说“暑期中”，又说“秋初”拟定课，此信应写于北大暑期快结束而尚未开学之前夕，编者系于9月为是，不过却是在1934年而非1935年(18)。据此信，蒙文通在1934年暑假，集中精力阅读浙东学派诸人的文集，对宋代学术思想史别有明悟，故想开中国史学史一课讲授之。而他本年度确实也在北大开设了一门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其讲授大纲如下： 从各时代学风之变迁以究其及于史学之影响，凡中国史学进展之大势，名著之梗概，均详为叙述(19)。 此课与宋史同时开设，也是一学年的课程，每周二小时。虽然课程的内容介绍略显笼统，但也能看出与后来以《中国史学史》为名的讲义之间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其次，据其发表在1935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评议刘咸炘《学史散篇》一文(20)，对于浙东学派与吕学、王学、苏学三者之渊源，他特意提到“此三家于南渡学派之关系也。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不仅足以对抗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以北宋学派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此与他给柳诒徵信中的看法基本一致，观点也更为自信了。 最后，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有四节内容与此相关，如《南渡女婺史学源流与三派》《义理派史学》《经制派史学》及《事功派史学》，对南宋浙东学派三派六宗进行了系统总结性的论述。从内容上看，可说是给柳诒徵信中计划的具体展现。而这些讲义，据蒙默说，主体写于1938年，是他父亲蒙文通基于30年代在各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编写而成(21)。 从上述所引，可知当时蒙文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宋代史学史(相当于现在的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浙东学派的史学意义，其观点在1934年9月份就已经基本成型。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说明他宋史课程的具体讲授内容，但仅就课程大纲而言，无论他当时开设的宋史还是中国史学史，都与浙东学派有密切关联；就其学术兴趣来说，既然他这段时间倾心于此，在课堂的讲授中自然会渗透他对浙东学派的看法。 另外，我们尚有一些旁证。蒙默在《治学杂语》中记录了其父治学方面的心得，而其中恰好有关于宋史部分的内容，移之与宋史课程大纲相较，正若合符节。若以此作为他在北大讲授宋史一课的大概，虽不中亦应不远矣(22)。 任继愈就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蒙文通讲授宋史一学年只讲了王安石变法，并认为邓广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即是受蒙文通的启发(23)。任继愈1934年刚进入北大哲学系，此言可算是当时人回忆当时事，似若可信，不过却值得仔细辨析。我们若以后来出版的蒙文通50年代关于北宋变法派研究的讲义为据，来推测他30年代在北大讲授宋史的情形，也能看出蒙文通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与浙东学派诸人的观察多有承接之处(24)。所以蒙氏在北大宋史课上即便是讲述王安石变法，也应是夹杂着浙东学派的观点在其中的。 而邓广铭1935年在评论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一书时，说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批评，“南宋之史家多详细论及于此者，如陈傅良之建隆编，叶水心之法度总论、兵总论、财总论、始论等篇，莫非谈北宋法制者之绝好史料”(25)。其中，陈傅良的《建隆编》是一本散佚之书，并非一般翻阅就能注意到的，而蒙文通宋史课程大纲正好提及“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邓氏之引用，应是出于蒙氏的课堂讲授。这也可算是蒙文通在北大宋史课上讲授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佐证。 不过，邓广铭研究王安石变法已经是50年代的事情，并且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和处理材料的方式与蒙文通截然不同，与其说他研究王安石变法是受蒙文通的影响，毋宁说是在胡适传记文学观念影响下进行的(26)。但是，任继愈却道出一个事实，邓广铭宋史研究的缘起与蒙文通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表现在邓广铭中年之后学术成熟期的作品当中，而是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早期训练阶段。 既然邓广铭适逢其会，在他大三(1934-1935年)时听过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程，基于蒙文通此时的研究重心和兴趣所在，蒙文通在讲堂之上应该会多次提及浙东学派，邓广铭对浙东学派的兴趣或即因此而引发，从而让他进入到后来的陈亮—辛弃疾系列研究当中。故他写作《浙东学派探源》一文的缘起，便可追溯至蒙文通在北大开设的宋史课程，而邓广铭与蒙文通之间的学术因缘亦于此可见。 邓广铭在《浙东学派探源》一文中认为，浙东学派“分看各家，虽畸轻畸重各不相同，若作为一个整体而看浙东之学，则正是熔铸性理、经制、文史三方面的学问于一炉之内的。性理之学本于伊洛，经制学沿溯新经，而文史之学则出诸苏氏”(27)。结论基本与蒙文通一致(28)，但在具体论证和问题的表述上还是有差异的。蒙文通是通过浙东学派的著作去寻找他们的思想渊源，虽然也有学术传承方面的考察；而邓广铭则更关注学术师承的考察，以此寻找浙东学派与新、洛、蜀学之间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邓广铭在蒙文通的宋史课程上获得了他大学断代史课程当中的最高分(92.5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此课程的考核标准，他在课程上的具体表现如何，但从分数上看，或许可以说他后来对宋史的兴趣即发端于蒙文通宋史课程的激励(29)。 《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也是邓广铭所写的第一篇宋史研究的论文。邓广铭生前就曾数次对蒙文通的学生朱瑞熙说：“我们是一师之出。”(30)如果我们不把此话仅当成一句笑谈，而是视作邓广铭对他学术研究发端的一种追忆，也未尝不可。 至于邓广铭为什么很少提及蒙文通对他学术上的影响(31)，其实也并不奇怪。1935年下半年蒙文通就因北大以学生听不懂他讲课为名未能得到续聘，转而移席河北女子师范学院(32)。抗战后他又辗转回到四川，以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来往。而邓广铭通过撰写陈亮传，进而深入研究辛弃疾，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胡适、傅斯年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他后来的学术风格也更倾向于胡适、傅斯年一脉，与蒙文通的风格迥异。 笔者在此当然无意否定胡适、傅斯年对邓广铭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上的决定性影响，只是希图在梳理清楚邓广铭早年的学术经历之后，能对其后来的学术发展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