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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关于近代史学家的断代划分，可参看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前者代表性成果可参见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后者参见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一章第二节《蒙文通、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的开创之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③朱瑞熙先生据牛大勇在《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中所列蒙文通讲授课程做了初步考证。后来，他又据2007年北京大学召开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北大图书馆展出的邓广铭大学毕业成绩单作了进一步推定，认为蒙文通宋史课程的开设为国内最早。参见朱瑞熙：《国内大学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准确时间》，《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其实，邓先生成绩单已收入到2005年出版的《邓广铭全集》第二卷书前图版中，而民国宋史课程的开设情况也要比朱先生所认为的要复杂些，蒙文通尚难称最早，对此笔者有专文讨论。另，张凯在《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一文中亦曾简单论及邓、蒙的学术关系，载《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④邓广铭写过多篇回忆胡适、傅斯年的文章，其中最为全面的是《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与《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两文均收入《邓广铭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90、308～326页。文中都提到他与陈寅恪交往的事迹，他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对他们的交往也有所补充，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27～333页。 ⑤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国学研究》第6期(1999年)。 ⑥此段叙述主要基于《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68～275页。 ⑦《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68～269、422页。 ⑧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第98～99页。 ⑨《邓广铭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07～208页。 ⑩《史学系布告(二)》，《北京大学周刊》第137号，1935年10月19日，第2版。 (11)国立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一览·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第128页。 (12)或许可以作一假设，若蒙文通未被解聘，系里或许会指派他作为邓广铭的指导老师。而钱穆最后被选派为宋史导师，或许与他既是蒙氏的好友，在学术上与其亦有相通之处有关。 (13)《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8页。 (14)《一九三六年毕业成绩审查表》，据《邓广铭全集》第2卷，书前图版。 (15)《北大下年度各系教授名单》，《北平晨报》，1934年7月10日，第9版。蒙文通(误排为家文通)时为副教授。 (16)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度，第111页，标点有所改动。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1934年下已收入此大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3页。 (17)陈傅良《建隆编》一书的性质，及其与《文献通考》所引“止斋陈氏曰”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936年才由大东书局正式影印出版。 (18)《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蒙文通文集·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14～416页。编者将此信落款时间“七日”系于1935年9月，而蒙文通1934～1935年在北大开设宋史等课，正与信中“秋初学年开始定课”相合，则“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应在1934年暑假，1935年秋蒙氏已被北大解聘移席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故编者推定此信时间为1935年有误。王承军在《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1934年下，虽据柳诒徵复函的落款时间甲戌(1934年)十月十五日对系年作出订正，但却把柳氏复函的月日系在11月21日，应是认为当时通用阴历，故转换成公历所致。而揆之当时的书信传递速度和日历使用习惯，公历10月15日似乎更合理。 (1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度，第107、115页。 (20)《经学抉原》，第402～413页，引文见第411页。 (21)《经学抉原》，第320～345页，蒙默《记》在第344～345页。 (22)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50页。据蒙默整理后记，这些杂语记于1957年前后，而根据书中所说二十余年前访陈氏于清华园一语，可以断定这些杂语应是蒙氏当时在北大讲授宋史时的主要心得，内容也重在浙东学派的史学研究。 (23)向燕南、杨树坤：《任继愈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4)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蒙文通文集·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02～473页。 (25)《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邓广铭全集》第8卷，第60页。原载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15期(1935年9月12日)。 (26)邓广铭与传记文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有《作为“文学青年”的邓广铭——从〈牧野〉旬刊到〈陈龙川传〉》一文专门讨论。 (27)《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8页。 (28)粟品孝：《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该文作者已经注意到两人对浙东学派认识上的相似性，可惜未能进一步揭示他们之间的关联。 (29)金克木回忆说：“1935年我进入北大图书馆当职员……他谈起怎么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那时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报告，他便交上这篇文章，得到文学院长胡适赏识并鼓励他继续研究宋史。”(见《送指路人》，《金克木全集》第六卷《风烛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8～289页)金氏回忆基本准确。所谓“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应指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那书评自然是指《浙东学派探源》了。但文章却不是直接交给胡适的，不过，此文后来受到胡适的赏识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怀疑邓氏即是以此文和前文所提《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通过课程考核的，而这二篇文章也恰好是他最早的宋史论文，似乎并非偶然。 (30)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5页。 (31)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172页。虽然没有邓广铭对蒙文通学术评价的直接文字，但通过他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对钱穆秦汉史课程的评价，也可想见邓氏对蒙文通的学术所持的态度了，当然这只是他晚年的看法。蒙氏被解聘，可能与他的学术风格与北大史学系的主流风气不同有关，他与钱穆在北大实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蒙、傅二氏学术之不同，可参考张凯：《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3)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10～311页。陈勇曾引用此段文字，来说明钱穆与新考据学派(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之间的关系，参见《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4)《天风阁学词日记(1938-1947年)》，1939年9月5日，《夏承焘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 (35)“回访”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不过历史学的“回访”是通过文献去还原当时的情景现场，而人类学的“回访”是回到田野现场，进行再研究，从而建立地方文化的发展变化系列。参见庄孔韶：《回访与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农民社会的认识之二》，庄孔韶主编：《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49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