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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内容上，对东西方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之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研究不够 无论是东方学者的著作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都对东方国家对外经济与物种交流的情况研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薄弱。其实，在我国的史籍中有不少关于东西方经贸活动的记载。尽管它在史籍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材料连缀起来也可以得到东西方交流交往的清晰图景。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横亘若干世纪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来展开的，与印度洋经济圈和地中海经济圈遥相呼应，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域。我国古史对这个区域经济水平与发展状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到东方社会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的位置，以及中国与印度、西亚、欧洲的交通贸易情况。9世纪一位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这样写道：“广府(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23)商业城市在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东西海岸以及波斯湾地区十分普遍，发挥着沟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为交换金银、香料、珍珠、宝石、象牙和犀角航行到东南亚，带来丝织品与工艺品，为各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24)。人类为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不拟详论。我们要强调的是，东西方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交流，促进了社会新陈代谢，加快了社会横向发展进程，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商品交流情况在东方各城市与乡村普遍存在，视其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为过。从古罗马和汉代起，东南亚的丁香、肉豆蔻、檀香木、苏木、樟脑和虫胶就被输入国际市场了(25)。欧洲与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远距离交易，罗马从印度输入的东西远比印度从罗马输入的多得多(26)。日本长崎有中国、东南亚生丝、丝绸织品、香料、中药、砂糖为主体的输入，日本向外输出铜和白银；到日本来的外国商船来自中国、暹罗(泰国)、柬埔寨、越南、爪哇等地(27)。在近东地区，东方与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及欧洲的贸易可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古代时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中详细考察了东方的商品、工艺品、技术、艺术、医学与贸易对希腊的影响情况，他说：“东方的产品不仅在希腊出现，不仅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28)经济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缩小国际差别的有效手段。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才使人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让各国共享，取长补短，推动各国发展与共生。从东西方物种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和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的观点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根本动力。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力，并非否认政治、制度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要想在世界历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给世界历史上跨国家、跨地区的重大经济活动以足够的重视，跟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的需要。 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堪称世界一流，造出的商船不仅载重量大、性能好，而且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最大载重量超过600吨，运输的商品涉及瓷器、丝绸、香料、象牙、犀角、楠木、白银、铜器、铁器、硫黄、青盐、檀香、棉布、玳瑁、蔗糖、谷米、皮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涉及人类生产与生活用品的所有方面。成书于宋代的《梦溪笔谈》所载：“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29)宋朝建国之初能建造出长二十余丈的大龙舟已有这种可能。宋代商人广泛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民间经济显著发展，以至出现新的经济组织(30)。就东西方交易的数量、种类与影响，以及工艺技术与人员往来而论，海上交流的作用远远大于陆路交流的作用。我们为什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经济交流的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与科技力，脱离了经济力和科技力而谈社会发展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自从东西方直接通航后，东方社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动力，尤其明末以来西方科技、思想、文化、建筑、绘画、地理、宗教等进入东方国家，新世界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中国江南地区及其沿海城市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加速了东方社会市场化、货币化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