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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湾沿岸城市因从事东西方贸易出现了繁荣，商客云集，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它们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记载，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因其地居三大洲之中，凡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之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59)。这样的城市在波斯湾沿岸与印度东西海岸众多，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发挥着联结东西、促进交流的作用。东方社会的若干经济问题绝不是靠西方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也不能简单地以旧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抽象概念来概括。艾儒略说过：“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者出之乡。”(60) 东方国家为人类贡献的不仅是物质文明成果，也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一般都是从纯经济或纯贸易的角度进行的，没有把它上升到引起社会传统变迁与历史整体进步的高度，现在看来这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东方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东方诸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统一的中央王权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间交往。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造出载重数百吨的巨大商船，无法完成长时间远距离航行。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对支持东西方经贸与物种交流的重大作用，也不忽视民间力量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家与民间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经济史研究表明，在18世纪以前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西方，在中国江南地区、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贸易，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地区，这说明东方社会是自成一体的，代表了一种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带来了东方各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人口流动加快，商品经济活跃，出现若干经济、文化与交通运输中心，成为前近代世界的发达区域。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全球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为16％。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经济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曾有学者指出，东方的亮丽在于有着数千年前文明之火点燃了却一直没有熄灭的中国、印度与阿拉伯国家的伟大成就。正因为如此，东方成为前近代时期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