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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美国学者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的走向和特点。美国学者在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方面成果丰富，政治人物传记和文化人物传记为两大支柱，人物传记研究亦为博士论文重要选题。从特点上看，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扎实严谨，注重传主思想的研究，注意东西方传记特点的比较。从背景主轴分析，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大多出于对华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利益的现实考量，其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受学术思潮影响颇大，且撰写人物传记往往成为美国学者产生中国研究兴趣的重要“突破口”。我们应以批判的眼光和立场看待他们的研究，借鉴其经验，推动中国21世纪人物传记研究的发展。 关 键 词：美国中国学/中国人物传记/中国史学发展 作者简介：朱政惠，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由朱政惠教授的学生龚咏梅女士进行了删减，并补充了英文题名和提要，在此表示感谢。 美国的中国学开始以来，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一直是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对这一研究情况的把握，是我们研究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走向和特点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拙文对此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自裨治文的《中国丛报》有个别历史人物的记载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总进程中，没有缺少过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据不甚完全的情况梳理表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相当丰富的。 (1)美国重视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完成了明、清、民国传记辞典的编撰，这成为标志性研究成果。 这三部传记辞典分别是《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①《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②《明代人物传》。③其中，《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是最早完成的，从1934年到1942年，费时八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策划，恒慕义主持了全书编撰。全书为三卷，1103页，有800多位清代人物入选。当时一些优秀的学者，如房兆楹、杜联喆、百濑弘、邓嗣禹、费正清、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冯家昇等都参加了工作。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这部著作的实际操作人。该著作在编撰中采集史料广泛，体例严整，受到学术界好评。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主编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他动员了81位中国研究的前沿学者参加了工作，如何炳棣、孙任以都、薛君度、邓嗣禹、张嘉璈、周策纵、傅吾刚(Wolgang Franke)、萧公权、史扶林(Harold Schiffrin)、施拉姆(Stuart R.Schram)、张光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贾祖麟(Jerome B.Grieder)、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等。传记收录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名人传595篇，140万字，分四卷出版。④全书分内政、对外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等几个大类选人，每类再作细分。⑤费正清亲自撰写书评，对这本传记辞典在美国民国史研究中的奠基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关学者还提到《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对于西方及远东历史学的革命性意义。 傅路德所主持的《明代人物传》⑥编撰从1958年就开始酝酿，起步比《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早，1976年完成出版。编撰队伍是向全世界征集的，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5位学者参加了工作，其中包括像房兆楹、杜联喆等参加过《清代人物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编撰的专家学者。全书650个条目，1644页，上起元末，下至明亡，所载人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多领域。除皇家贵族、各级官员、文化精英等上层人物外，也出现了对制漆工匠、运河工人等下层人物的记载，对宗教、女性等相关人物也有研究。⑦有评论称，这部书解决了明代历史的研究工具问题，解决了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研究联结的空缺。当时美国学术界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包括美国亚洲协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重要学术团体都给予了资助。其出版也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1977年荣获西方汉学“儒莲奖”，颁奖词称其为“关于中国的最佳作品”。 三大传记辞典犹如三个重要里程碑，奠定了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基石。当然贯穿美国中国学发展始终的，还有一系列的个人传记研究著作和论文。 (2)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中，有深度的还是专著类成果，政治人物传记、文化人物传记曾经是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的两大支柱。 美国的中国研究起步比较晚，经历了由目击实录、职业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中国人物的传记研究出现，其中博士论文算是出现早的。例如，威廉·海尔(William James Hail)《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叛乱时的戎马生涯》(1921)、⑧德效骞《荀子：古代儒家的没落》(1927)，⑨等等。恒慕义《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以后，又有保罗·昆比(Paul Elmore Quimby)《李鸿章外交政策之研究》(1940)、⑩顾立雅(Herrlee G.Creel)《孔子其人与神话》(1949)(11)等。当然总的数量不多。 中国人物传记著作比较集中地出现，还是在1949年以后。诸种传记又以对中国共产党人物研究为更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12)接着有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1953)、(13)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14)施拉姆《毛泽东》(1966)、(15)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Meisner)《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16)等。除白鲁恂(Lucian Pye)《毛泽东：领导中的一员》(1976)、(17)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973)(18)等毛泽东研究外，还有罗威尔(Lowell Dittmer)的《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和群众批评》(1974)、(19)莱蒙德·F.怀利(Raymond Finlay Wylie)《毛泽东、陈伯达和中共党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1935-1945)》(1980)(20)等。像这样的对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到今天还在继续，继续进行毛泽东研究的还有如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1980)，(21)当然还有像傅高义(Ezra F.Vogel)《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2011)(22)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中，有的成为过往烟云，有的则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中，相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人物的研究。这些传记研究一般都比较深入，也基本是1949年以后陆续出现的，撰者大都希望从这些学术人物的研究中把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走向。这方面的著作要多于政治人物的传记。例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23)华兹生(Burton Watson)《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史学家》(1958)、(24)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25)倪德卫(David 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1966)、(26)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970)、(2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71)、(2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1971)、(29)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1972)、(30)黄宗智(Philip C.Huang)《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1972)、(31)顾立雅《申不害：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1974)、(32)萧公权《康有为与大同世界》(1975)，(33)等等。20世纪80年代后这方面著作更丰富了，如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1984)、(34)波纳(Joey Bonner)《王国维：一种学术传记》(1986)、(35)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钱穆和七房桥世界》(1988)、(36)费特勒(Demerie Paula Faitler)《儒家史学和司马光思想》(1991)、(3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4)、(38)斯泰芬·W.德朗特(Stephen W.Durrant)的《混浊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1995)(39)等。撰写者中颇多学养深厚的大家。有的人撰写时还年轻，但后来终成名宿大师。 哈佛大学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他认为，严复不只是思想家，更是社会活动家，对严复的研究既承担学术研究的使命，又承担政治研究的使命。这就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开展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所谓人物研究的两大支柱，就是这样背景下出现的。这两大系统的研究格局也基本延续到现在，成为美国中国人物研究的基本主线。当然由于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于重要人物的传记研究略受影响，照许倬云的说法，一般的群体人物的研究开始走向中心。这些颇为用心的著作不乏经世价值的考虑，尤富学理内涵的深入探讨，两大支柱基本撑起了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大局。 (3)博士论文成为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重要来源，年轻人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不断产出，确保了这项研究的可持续性。 将近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中国研究博士论文中，关于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优势。仅以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物传记论文为例，就可以得出这样深刻的印象。且不把其他学科如中国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放入统计范围，仅明清以来历史人物研究的论文就有很多篇。例如，沃尔特·蒙哥马利(Walter George Montgomery)的《冯桂芬的“抗议”：19世纪中国儒家对变革的追求》(1979)、蒂姆(Tim Sung Wonk Shin)的《晚清“国家”与“民”的概念(1890-1917)：以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为例》(1980)、(40)钟武公(Chung-Wu Kung)《最后的儒家政治家：张之洞和清朝复辟(1863-1881)》(1981)、(41)昆顿·普里斯特(Quinton Gwynne Priest)的《18世纪中国的史学和权术：赵翼的生平与时代》(1982)、(42)陈炳雄(Ping-Chen Hsiung)的《唐甄及其无名之作：17世纪中国一位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思想》(1983)、(43)托马斯·巴特利特(Thomas Carl Bartlett)《顾炎武对“人类社会终止”的反应》(1985)、(44)琼·莫利(Joan Eleanor Molino)的《晚清保守主义的研究：劳乃宣(1843-1921)》(1986)、(45)元路塘(Yen-Lu Tang)的《传统的瓦解：马建忠与中国融入世界》(1987)、(46)查尔斯·德斯诺耶斯(Charles Albert Desnoyers)的《转折中的中国外交政策：陈兰彬在新世界(1872-1882)》(1988)、(47)翟志成(Chi-shing Chak)的《当代新儒学的复兴：熊十力及其道德玄学》(1990)、(48)洪万生(Horng Wann-Sheng)《李善兰：19世纪末西方数学对中国的影响》(1991)、(49)严寿澂(Shoucheng Yan)的《王夫之世界观的一致与矛盾性》(1994)、(50)邵东方《崔述：生平、学术和再发现》(1994)、(51)王湘云(Wang Xiangyun)《清朝宫廷的藏传佛教：章嘉二世阿旺罗桑却丹的生平与事业(1717-1786)》(1995)、(52)莎拉·麦洛伊(Sarah Coles McElory)《教育兴国：严修、张伯苓和办新学(190-1927)》(1996)、(53)瑞盛阳(Jui-Sung Yang)《重释颜元与清初华北的儒学》(1997)、(54)彼得·佩湾(Peter Pei-de Wan)《容闳：批判的描述》(1997)、(55)黄克武《寻求富强与自由：严复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2001)、(56)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的《湖南的民族主义与王夫之的复兴：1839-1923》(2004)、(57)斯图尔特·爱克(Stuart V.Aque)的《皮锡瑞和经学历史》(2004)，(58)等等。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很大来源是博士论文的事实，成为我们观察其人物传记水准的重要窗口。一个国家或一个学科领域博士论文质量如何，从来不以数量多少论英雄，关键看其创新与建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