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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背景主轴之探析 在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进展中，背景主轴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长。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大局上看，美国多部人物传记的研究，出于对华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开展研究是要了解现实中国。美国三大传记辞典发起初衷就有这样的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所调整，他们之所以在华盛顿会议上作出一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决策，排挤英国、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就是希望获取在远东和中国的更多利益空间。但这时候，美国却又发现国家的高层与学术界都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鼓动要开展和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中国研究促进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促进会成立以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起编撰《清代人物传略》。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介入合作，整整八年才完成。主编恒慕义就说，“东亚局势的紧张使大家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不对那些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及非凡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有详细了解，作为西方的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去获得对中国人民的合适理解。”(75)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也有这样的目的。包华德认为，人物传记的研究是诸多研究中的一种。他认为“本书编者希望这部著作能够通过民国时期中国名人的生活来说明这一时期的事件、组织结构和变化过程”。(76) 当时美国的多部中共领导人的传记也都有这样明确的政治意图。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虽然不只研究毛泽东，但一直围绕毛泽东政治生涯及其政治思想展开探索。这本出版于1951年的著作，是著者的一篇博士论文。当时美国还在讨论谁丢失中国的问题，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其政治思想路线内核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北京是莫斯科的传声筒，把两者捆在一起考虑。史华慈回答了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不是共产党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忽略领导人的学说就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77) 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是1949年以后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的热门和重点，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最大遗产就是找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的未来打下了深刻烙印。诚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中国国情了解的差异，他们的一些阐述会有谬误和出入，有的学者反华立场鲜明，臆说连篇。但总的看，美国中国学家对毛泽东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都有重大现实利益的考量，他们需要梳理各种线索，协助国家高层确认对华应持的立场和态度。 (2)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过程受学术思潮影响也颇大，撰著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相当程度上被其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与中国面临巨变，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世纪之交，美国史学界就大体经历过由“西方中心观”、“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全球史观”的诸多变化。这些大的历史观念的演变都会很深地影响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人物传记的撰写。 20世纪50年代列文森的题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专著就深受“冲击—反应”论的影响。列文森认为西方入侵无情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之失去了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所以别无选择地要走“西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也由此注定要承受民族文化失落所带来的内心紧张与冲突。列文森说，儒家文化的回复是不可能的：“仍然挺立着的正统儒家，已经被逐渐淡忘了”，他们曾经是一股势力，是鲜活的社会产物和思想支柱，结果，在产生它并且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便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只在心底像古玩般被珍爱着”。(78)梁启超思想的种种变迁，只是在面对外界变化时，“为了满足内心这一不变的需要所进行的持续调适”。(79)列文森的这些思考被学术界认为是“传统—近代”说，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翻版，两者异曲同工。 同样是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对“冲击—反应”论有不同意见。他是思想史研究专家，更重视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观察东方文明。他所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实际上是针对“冲击—反应”论的。他说每当谈及与“非西方”的冲突时总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西方冲击’这一比喻使人联想到的情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物体在冲撞一个惰性物”。(80)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妥当的思考。之所以选择严复，“是因为他与两种思想的对抗——传统中国与18、19世纪欧洲的思想对抗，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81)他说严复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味深长。史华慈的严复研究明显也是当时学术思潮影响的重要产物。 “冲击—反应”论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影响绵延多年，包括后来张灏的专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也与这样的纷争有关。张灏赞同史华慈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82)他认为“冲击—反应”论的最不当地方是过分看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接受这样的概念和说法，会导致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及其原动力认识的不足。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冲击没那么可怕，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那么懦弱。真正的相互冲撞是在19世纪末，而这样的交流是双向的，结果是产生新问题、新观念，影响到后来所有的民族文化变迁。 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同样也受日常变化的各种学术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中国学研究起码受到两次大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一次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的影响，一次是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研究，倡导总体史、跨学科合作，关注底层民众研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是美国中国学史上描写底层民众的人物传记。他原来撰写的《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83)都是宫廷人物，一下子把研究对象转向普通老百姓，与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说他的这项研究就是要把视角集中在“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下层社会：农民、农工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没有在朝廷做官的亲戚朋友，遇到麻烦时没人会来帮忙，家族里没有可以依赖的靠山”。魏斐德对他的这一变化评价颇高，称他“把他的笔触从中国的都市的知识精英阶层移到了农村最底层，从康熙皇帝的宫廷转到了山东西部贫穷的乡村”。(84)魏斐德认为史景迁的这本著作在美国当时的中国学界有格外的特殊意义，“他以绝妙的写作技巧消除了对于一般草民百姓的偏见，重现了那些贫穷和无声的人民真实的生活，正如他让茅棚外雪地上王氏无声的尸体又鲜活起来一样”。(85) 包华德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中也有下层民众的条目。他把许多并不是将军、政治家等有代表性职业的对象都放进去了，如银行家、医生、土匪、女演员、工程师，甚至海外华人等，“这在任何传记性的传统著作中都不曾有过”。(86)这本书于1967年出版第一卷，至1979年出版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历时12年之久，这些下层民众的入传显然不是偶然的。 (3)重视学术研究的美国中国学家，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探索中，很多把人物传记撰写作为自己项目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在我们探讨人物传记研究得以进展的两大客观因素即现实社会需要和学术思潮影响外，还需要注意到作为研究者主体主观努力的因素。这也是重要的。客观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会促使研究者去展开一系列代表人物的探讨，通过系列人物传记的研究，大体展现对客观历史的系统考察。我们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学界的博士论文，很多集中在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探讨上，如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斯皮克特(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1953)、(87)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和官办工业》(1958)、(88)张馨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1958)、(89)肯尼斯·福尔松(Kenneth Everett Folsom)《李鸿章：朋友、客人与同僚——晚清幕府制度研究》(1964)、(90)史景迁《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966)、丹尼尔(Daniel Henry Bays)《张之洞和中国的改革政治(1895-1905)》(1971)、(91)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谢正光(Andrew Cheng-Kuang Hsieh)《曾国藩：19世纪的儒将》(1975)、(92)钟苏方(Sue Fawn Chung)《邪恶的太后：1898-1900年慈禧太后研究》(1975)等。(93)大概每几年就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属于学术宝塔尖的工作，会有经世因素的考虑，但更会重视学术前沿的突破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博士候选人会把青春最美好的精力投向对这些异国历史人物的研究?这不是简单的现实需要几字所能解释的。实际上有个学科建设的问题——美国现代中国学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问题。它会促进青年学者思考填补空白的问题，以创新的研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什么学者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去有意组织这样的系列研究，学术发展的需要孕育、推动了这些传记著作和论文的诞生，涉及到历史上的政治家、文人士大夫、商贾、外交家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还是史景迁，他一个人就撰有《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94)《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毛泽东》、(95)《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多部作品，焦点集中于明清以来的中国，从皇帝、文人到下层百姓都有。他已经把传记研究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主要载体。《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对曹寅这样人物的研究，透视其所生活时代的真实状况，藉此填补西方早期清代史研究的空白。关于贫民王氏的研究，显然是希望对这样的麻雀的解剖，透视整个时代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景迁每部人物传的撰写都有特定目的与愿景，这导致他不断生产新的作品。 在美国中国学界，像这样的有强烈探索愿望的作者确实不少，从未间断。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获得过法国政府“儒莲奖”，在聊起这本著作的初衷时，作者称是出于当时中国研究意义的考量和对章学诚研究价值的斟酌。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关注中国和西方相互关系的阵营，一是倾心于中国古代研究的阵营，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有了明显区分，他希望能将这两类研究的视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他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他说对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既不忽略其当下的关联，又能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他称自己倾向于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对梁漱溟的研究也呈现这样的特点。(96)他在确定将梁漱溟作为博士论文课题的时候，就觉得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居然“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97)艾恺称，之所以要用“最后的儒家”去贯穿这一探索，是想说明其坚持儒者的传统和骨气，20世纪的思想家中，梁漱溟是为数不多的能为人们所记住的一位大家。艾恺显然被这样的“兴趣”所驾驭，“兴趣”往往是科学发明的原动力。像这样出于“兴趣”而展开人物传记研究的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又何止于艾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