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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心良苦、编撰讲究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国人在研究，美国人也在研究。中国人自己研究的特点，也许大家还清楚，美国人的研究有什么特点，这倒是值得关心的，优点、缺点都应该了如指掌，这样才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 (1)传记辞典和传记研究著作情况表明，美国学者的中国传记研究，基本面是工作比较扎实，学术态度严谨。 这种研究的严谨，首先表现在他们研究前的准备比较充分，对于传主的史料来源尽可能地全面把握。《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编撰时，学者们所收集的资料就比较广泛。恒慕义及其工作人员曾查阅正史1100多卷，相关笔记也数百卷。其他资料如《八旗通志》、《历代著录画目》、《晚明·史籍考》等难以计数。当时史料查阅的特点还在于，作者很重视在美国的有关清代资料的利用，包括一些外国杂志如法国《通报》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外的档案资料采集等。在写作态度上，他们对传记体例、行文要求也相当严格，格式统一。每位传主写法都有规定，先姓名、号、字，出生年月，籍贯，后写经历事迹，对生平、社会活动作概述。所有人物介绍顺序也都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所有史料引用都要注释，说明出处。 然而大型人物传的研究，不是仅仅掌握好书面资料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好的编撰原则。这方面，包华德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的处理就比较得当。民国人物传记不是那么好写，写哪些人，不写哪些人，情况复杂。一些人还健在，也使处理有难度。这部书的努力，在于广开始就确定若干原则：其一，考虑到是《清代人物传略》的续编，为保持历史的连贯性，20世纪中叶以后成名的人物都不入选；其二，重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资料采集；其三，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特点，分内政、对外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等几个大类选人，每个大类再划分为若干小类，如银行、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教育、学术、宗教、航空、医药等，有针对性地选人入传；其四，高级人物应该入传，如国民党共产党首脑、国民党内阁部长、主要大学校长、重要报纸发行人、中国驻外大使等；其五，照顾尽量广泛。此外，还特别提到注意史料鉴别、不偏不倚叙述、避免流水账等问题。 关于这些人物传记资料搜集的细密程度，可以从《明代人物传》主编傅路德的演讲看出一二。1965年，他在美国东方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非常关心自己正“颇费心力”的明代人物传记项目。他说在主持编撰的过程中，注意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名人传记的情况。他说自己注意到《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本，这本1728年问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有30000个明代人物传记的索引，还有明代人物传索引的草稿，“囊括明代问世的大约300种地方志中近36000个”。(59)他还提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皇明文海》缩微胶卷，称这部1700年前后汇集的著作，175卷中也包括近3600位人物的传记。他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常会收集来自北京的珍稀图书的缩微胶卷。 人们对史景迁的传记著作比较看好，认为其文笔优美，把历史上的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光鲜亮丽的《王氏之死》有开创平民研究的美誉，同样值得称赞的在于其资料采集的思路和态度。他的史料收集特点在于，注意地方志材料、绅士笔记与小说背景考察的结合。史景迁认为在中国的史书里，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生活情况总是难以寻觅的，但至少有三条史料来源。其一，冯可参的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生动地描述了郯城的艰难历程，编撰者对之前几十年的事情记忆犹新，感同身受，似乎也想“真实地保留一部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或者粉饰”。其二，官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斯人1670年到1672年间当过郯城知县，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能看到社会细微之处并求准确记录，“在他做笔记的时候，常常记下某一特定事件所发生的确切时刻和日期(阴历)，确切的货币额或者人数，以及参与某一交易或对抗双方的人员情况”。其三，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蒲氏曾于17世纪70年代在山东创作小说，1670-1671年经过郯城时有所感受，“决定从他的视角来补充冯可参和黄六鸿较为偏重史实和官府记述的不足”。(60)史景迁认为黄六鸿虽是小县官，但却是社会批评家，同情业已屈死的女子；蒲松龄写的虽然是小说，但他的思想能反映当时中国人的声音，所以利用这样的材料对王氏的描述与历史还原是有力的。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61)的史料也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这部书对18世纪中国的一位名叫胡若望的天主教徒在法国的蒙难过程作了研究。材料主要来自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巴黎档案文献馆，而其中的关键资料是胡若望蒙难的主要责任者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提供的，他为保持声名而留下一份“长长的说明”，“解释他与胡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个所谓“真实之叙述”，有三份流传后世，史景迁对此有过认真鉴别。他认为难以苟同傅圣泽对待胡先生的为人之道，但他成功保留了与胡先生关系之文件。(62)他以这样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胡若望的疑问》。像这样的重视档案资料的情况，也是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专家特别看重的。包括魏斐德的戴笠研究，所用资料几乎全是档案局里淘出来的。他所撰写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63)根据纽约大学亨特学院理查德·贝尔斯凯(Richard Belsky)的分析，有中国台湾调查档案局搜集的档案文献、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情报处的资料，还有从中国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搜集的资料，以及欧洲、东亚等其他地区档案馆和研究机构的资料。(64)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对史料的认真而严谨的采集态度，造就了这些学者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基本水准与成就。 (2)为开展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美国学者重视相关研究史的总结和反思，注意东西方人物传记特点的比较思考。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史上，有过一次十分重要的学术研讨，相关内容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第4期(1962年8月号)上，反映了美国学者的关切。讨论十分重视中国古代传记人物的撰写，对它的基本状况、发展特征、研究主旨都有分析。倪德卫的题为《传统中国人物传记概观》(65)的论文认为，传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传记特色基本是所谓的“社会传记”，表述特点主要是精干，但不足是缺乏充满活力的、灵活多变的性格。他认为应该重视章学诚的传记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与倪德卫不同，霍华德(Richard C.Howard)主要探讨近代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传记写作从古代到近代有很大转变。随着对传统德行标准信念的动摇，也开始了对个人行为方式新模式的探讨，这一探索自然也导致对西方著名人物生平的审视，包括对中国历史上先贤生涯的再思考。传记家以及相关作者能更充分地去讨论和重新评估他们所关注的同辈人的职业和成就。这样的情况，以及随着虽然微弱但却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产阶级里新阅读公众的出现，不仅支持新的传记写作发展，也造成对新传记写作需求的增长。 艾雅士(William Ayers)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记进行探讨。他认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记研究的特征是讲究“政治观念”。艾雅士认为，以1958年为界，以后的情况有一定变化，郭沫若的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倡议是当时历史传记研究有所转折的标志，强调了要根据具体时代背景和对人民的贡献、主要行为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估。 学者们对由古及今的中国人物传记的全面探讨，分别指出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及其演变状况。这对美国当时热衷于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中国学界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们要做好中国人物的传记研究， 确实需要把对象国同行的研究理清楚。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作为国际学界传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国的传记研究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这是需要探讨的新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贾勒特(John A.Garraty)认为，中国与西方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中国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传记还是有共同点的，至少没有显示出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本质影响；把一种模式强加于所有传记是不可能的，美国中国学界应该多翻译一些中国的传记研究成果。贾勒特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不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中国传记应该保留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及学术特点。当时组织这场讨论的是包华德，他是《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的主编。当时也是美国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记研究探讨的高潮期，追溯中国传记研究的历史，并与西方的传记著作比较研究，这在当时是重要的，对他们的中国传记研究有积极借鉴意义。从中西传记异同特征的比较分析上把握好正在开展的研究，这在国际中国学研究史上也是不多宽的。 (3)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尤其重视传主思想的研究，注意传主思想所传达的时代信息及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这个特点也许在三大传记辞典中不那么突出，陈述体例不允许。但在一本本具体的传记研究专著中却相对明显。迄今为止他们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对于传主思想和历史作用有深刻揭示的著作。虽然作者们阐述传主思想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尽一致，但自成体系的研究也反映出一种努力，一份深入的思考。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就是这样的一部传记成果，1964年出版。作者在全书酝酿时就表示，严复是世纪之交西方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和翻译者，他带着自己的时代思考和对西方思想的看法提出很多问题。(66)他十分注意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考察和对中国思想的反思，认为研究近代西方思想“反而会使中国古代思想更显得清楚明白”，“近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不只与中国古代思想相一致，它们实际上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67)作为史华慈朋友的路易·哈兹(Louis Hartz)在为这本著作所写的序中也称，(68)这是一本“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并且是在最大范围内进行的比较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关于所有西方国家发展的看法，这一看法比我们已有的看法更广更宽，他与所研究的严复一道，“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熟悉的观点提出挑战”。(69) 在这根中国传记人物研究的长链上，也有研究是打破英语世界相关研究零纪录的。华兹生的《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史学家》就是其中的一部，是美国中国学史上首本司马迁及其《史记》研究的专著。这本著作成功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这位非凡的东方史学之父。诚然，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华兹生，其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牵强之处，但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汉学家都肯定这一成果。(70)恒慕义说，以前关于《史记》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法国沙畹的研究成果，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即华兹生)做了英语本的重要探讨。(71)牟复礼(Frederick W.Mote)评论道，华兹生的著作是美国汉学界“特别重要的著作”，“向英语世界作了关于这部中国天才著作的极好介绍”。(72)法国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认为，这一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天才地呈现给西方读者这一关于中国文献的最重要人物——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73) 美国的很多人物传记研究，作者在史料上都精心采集。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史华慈的学生中，多名博士论文的选题为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如王韬、王国维、费孝通、梁漱溟、蕈仲舒等。当时的这些年轻人都到实地搜集过资料，在理论思考、论文构思、研究方法上与史华慈保持通讯联系，期望有独创性贡献。(74)事实证明他们后来出版的多部成果具有很突出的前沿特色，是美国中国学成果中的重要亮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