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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一批学者顺应“社会科学治史”的国际史学潮流，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派”。这批学者的代表即清华学人。清华学人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积极倡导“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理念、组织学术团体、致力于会通人才的培养，在近代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这批清华学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不仅特点鲜明，而且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清华大学一直秉持的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是会通人才成长的重要保障，而与美国学界保持密切联系则是关键的学源优势，这是清华学人在当时能够引领学术潮流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社会科学派/清华学人/梁启超/史学研究会/蒋廷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大学生社会来源变迁的量化研究”(15BZS073)。 作者简介：仲伟民，张铭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坛，众多史学流派升降消长、曲折嬗变，引领着史学风气的转移，推动着史坛格局的变动，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学术史图景。在这半个世纪史学史的相关叙述中，不同的学者对各方史家、流派的评价颇为悬殊，其绘制的史学版图也是面目各异①。比较而言，一些分析框架和叙事线索的确有利于把握史学的发展大势，如依照各流派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将史学发展梳理成“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冲突与对抗②；依照传统史学回应时代挑战的不同态度，将史学发展分为“批判与变革”和“温情与敬意”的两种路向等③。这些分析和论述都极有新意，给人启发。然而，“用条理太过分明的派分法看待学术史”，不免会“牺牲了大量错综复杂的事实”④。其实，有一派学人完全超越了上文所言的史观与史料的界限，他们兼顾“国际潮流”与“中国情怀”，形成了一个执两用中、独具特色的史学流派。该流派曾被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夹缝中的“会通派”⑤，这批学人治学最大的特色是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参与“社会科学治史”⑥的国际潮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解释整个历史，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史料、归纳史实，因此称这派学人为“社会科学派”似更准确⑦。 “社会科学派”滥觞于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起的“新史学”运动，他们是“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新史学”运动强调历史学必须兼采社会科学的理论，鼓吹“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⑧。在“新史学”运动的推动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跨学科研究之先路已开”⑨。梁启超在1904年写成《中国国债史》一书，这标志着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在中国的诞生⑩。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史学界开始出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著，比如陶希圣的《两汉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史》等。然而，总的来看，当时的“新史学”依然重政治而轻学术，多倡导而寡践行。中国史坛将“社会科学治史”理念切实运用到史学研究中的时机也尚未完全成熟。“社会科学治史”的真正勃兴，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食货》杂志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等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的创立。这批刊物上发表的大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昭示着“社会科学派”学人开始超越“史观与史料两级对立的僵局，臻于融会理论与材料的新境界”(11)。令人惋惜的是，就在“社会科学派”蓬勃发展之际，残酷的战争和政权的更迭阻断了“社会科学治史”学脉的延续。“社会科学派”在1949年后的近30年间，似有似无，虽然在某些地方能够始终保持弦歌不辍，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派”重新步入繁荣发展时期，傅衣凌、吴承明、李伯重等学者都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傅氏承上更多，吴氏偏重启下，李伯重则在承继他们的学术理念基础上，视野更加开阔，成果更加坚实。可以这么说，李伯重既秉承了傅衣凌、吴承明等先生的治学传统，又兼容了当代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优长，是新时期清华“社会科学治史”的代表人物。 学术史家伊格尔斯指出“社会科学的挑战”是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的三大潮流之一(12)，因此，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是其融入世界史学大势、追求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派”学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旗手，认同“社会科学治史”治学路径的学人群体不断壮大的过程，可以看作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缩影。清华史学系一批学者是这一学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科学派”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科学治史”治学方法的践行者。清华学人的上述作用和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派”从酝酿生长到立足史坛的过程中，清华学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他们中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代表，有“社会科学派”的运转核心，也有“社会科学派”的学术传人。 如上文所指出，“社会科学派”的学统至少可以部分地上溯至梁启超，近代中国史学对“社会科学治史”的倡导即发轫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力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还做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涯是在清华度过的，他移席清华之时，“新史学”的思潮虽早已成为潜流，但他对清华的选择，足见对清华学术风貌的认同，他在清华任教期间的学术成果，也充分地融入了“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毫不讳言对“社会科学治史”的推崇。他批判旧史学缺乏多学科的视角，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到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直接关系”(13)，应该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从而推动史学发展。 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中，梁启超尤其偏爱统计方法，他曾指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是专要看各种事物的平均状况，拉匀了算总账”(14)。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其中共有8个表格来阐述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这些表格将学术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15)。虽然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的运用还比较简单，只是用图表来反映和总结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但毫无疑问，他开启的历史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除此以外，在史学研究中梁启超“用得最多的是‘群学公例’和通观全局的‘社会学者眼光’，地缘学说及经济学原理”(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