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漫长而曲折的社会科学化进程中，清华学人扮演了多重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大声呼吁“社会科学治史”的梁启超，可谓“首倡之功”；有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入史的张荫麟，可谓“学术典范”；有组织筹划“社会科学治史”学术群体的吴晗，可谓“中流砥柱”；有维系“社会科学治史”学脉的梁方仲、汤象龙，可谓“薪火相传”；有改革课程布局，致力于会通人才培养的蒋廷黻，可谓“高瞻远瞩”。若没有清华这座学府和清华培养的学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进程，料将是一番别样的光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清华，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重要策源地？为什么是清华学人，担当着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发动机？ 首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直与世界史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尤其受到美国史学的典范性引导和影响(55)。清华因为特殊的历史渊源，与美国教育界、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清华迥异于其他高校的一大特点。在20世纪初，美国学者鲁滨孙的“新史学”是倡导“社会科学治史”、批判兰克史学的先锋；二战之后，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成为美国学术界的风尚。清华是留美学生的聚集地，清华学人大多具有留美的背景和经历。就清华史学系而言，两任系主任罗家伦和蒋廷黻都曾在美国“新史学”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后继者刘崇鋐、雷海宗也皆是留美归国，他们自然认同和推崇“社会科学治史”的路数。蒋廷黻更是参照哥大史学系的经验来打造清华史学系的。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曾在清华史学系任教和学习，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其原点还是在中国，但这点常被大家忽略；清华杨联陞和何炳棣等学人先后负笈美国，深得“社会科学治史”之道，对美国中国学界影响较大；近30年来，他们的学术传人又不断与中国学界交流，热心传递他们将社会科学方法融入中国学研究的实践经验。上述学术传承与交流鲜活地呈现出一张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密切互动的学术网络，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华史学“社会科学治史”传统的学脉传承。因之，清华史学与美国学界的密切联系，是清华学人在近代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源优势。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清华一直秉持通才培养、自由开放的育人理念，有利于塑造和培养兼通社会科学和文史之学的“会通之才”。自1933年始，清华大学规定一年级新生统一修读全校的公共必修课程，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数学类、自然科学类，这种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形成宽阔的知识视野。其次，清华的选修课程在学程规划中所占的比例很高，选修课没有院系的限制，“学生可以选本系的课，还可以选别系的，还可以跨学院选课”(56)。如经济系的杨联陞正是得益于此，才有机会选修大量文史学系的课程(57)，从而为数十年的“会通治史”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直接的原因，是清华有着简便易行、成熟规范的转系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和良性流动。梁方仲、何炳棣、吴承明(58)等都在清华有转系的经历，多种学科的知识背景，客观上促进了“会通之才”的成才比率(59)。 毋庸讳言，“社会科学治史”尽管取得了突出成绩，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这种治学路径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正如许冠三所言，近代中国的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60)。“社会科学治史”在中国的发展和勃兴，是中国史学横向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结果，这导致在研究范式、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中国史学不仅亦步亦趋，总是落后一步，而且在与传统史学结合和史学本土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能够在科际整合的趋势下做出引领国际潮流的研究成果，是当下中国历史学界应该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②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参见王家范：《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4页。 ⑤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⑥“社会科学治史”的概念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贺照田：《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等专著和论文中曾多次使用。 ⑦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派”主要是指这批学人的治学方法比较一致，是为了方便进行学术史的总结和归纳，类似学者惯用的“史观派”与“史料派”之提法。 ⑧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6页。 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5页。 ⑩参见赵德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原发布于《中南经济史论坛》，转引自http://jyw.znufe.edu.cn/pub/znjjsh/xxyd/sxglyjjsxs/t20051223_1384.htm。 (11)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96页。 (12)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第1-2页。 (13)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7、218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5页。 (17)参见陈丰：《不谋而合：“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读书》，1993年第12期。 (18)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5、43页。 (19)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20)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1)史学研究会中的吴晗、汤象龙、夏鼐、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张荫麟皆为清华毕业生。参见方志远：《谷霁光先生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22)参见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3)参见《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24)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25)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00页。 (26)参见刘方健：《汤象龙百年追思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7)崔国华：《沉痛悼念汤象龙教授》，《经济学家》，1998年第3期。 (28)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 (29)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3期。 (30)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第2卷第1期。 (31)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2)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1861-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33)参见黄启臣：《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34)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35)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李埏：《张荫麟先生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37)张荫麟：《中国史纲》，重庆：青年书店，1941年版。 (38)此文发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 (39)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210页。 (40)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41)《朱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42)朱希祖：《新史学·序》，鲁滨孙著，何炳松译：《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又见何炳松著，刘寅生等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22页。 (43)参见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45)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41卷，第23-24期“向导专号”，1941年9月1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8页。 (4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47)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 (48)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77年第1期。 (4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2页。 (50)参见梁晨：《从朱延丰出国案看蒋廷黻对清华历史学系之改造》，《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51)参见《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六年)，《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38-348页；西南联大时期的选课制度则更为灵活，参见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2)刘崇鋐：《历史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6年6月27日，第14页。 (5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0页。 (5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56页。 (55)参见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史学与红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6)李埏：《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高教研究》，1995年第4期。 (57)杨联陞跨系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如朱自清的国文、雷海宗的秦汉史、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张荫麟的学术史等。参见刘秀俊：《“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8)梁方仲1926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农学系，1927年转西洋文学系，1928年转经济系；何炳棣1934年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学系；吴承明1934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经济系，1936年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59)关于清华大学的转系制度，我们将专门撰写文章。 (6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2页。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