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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唯物史观史学占据了史坛的主流地位，但“史学研究会”的汤象龙、梁方仲、谷霁光、孙毓棠等清华学人依然专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沉潜和酝酿中维系着“社会科学派”的学脉，坚持“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39)。此后，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比如上文曾提及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和《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1861-1911)》两部经济史名著的问世即是坚实的例证。他们所点燃的“社会科学治史”的火种，终于在吴承明、李伯重等清华学人的接续和发扬下，重新焕发光彩。 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仅在于倡导并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还在于培养兼通社会科学方法的史学人才，这样才能延续“社会科学治史”的学脉。民国时期，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史学系也都尝试过依照“社会科学治史”的理念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社会科学科目的比重，并延揽相应的学人任教或讲学(40)。然而，这些大学改革的成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以北京大学为例：1920年，朱希祖接掌北大史学系，他认为“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41)，“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42)，因此他将该系课程大加改革，大幅增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课程。然而，朱氏的改革，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收效甚微，以“社会科学治史”取得成就的北大学者相对较少。1931年，幕后主持史学系工作的傅斯年将朱氏社会科学化的改革措施全盘推翻，标志着朱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43)。 而清华史学系则真正做到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44)，并培养出一批可以援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的学者。罗家伦、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多位系主任，可以说都是革新派，重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史学系。他们之中，推动“社会科学治史”举措最为得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蒋廷黻。 蒋廷黻认为，治史必须兼通政治、经济、哲学、人类学等基本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做综合功夫”(45)。蒋廷黻掌系期间，大幅度改革清华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增加社会科学课程的比例，以1929-1930学年史学系课程规定为例：本科第一年是全校通识教育，生物学、物理学、伦理、化学等课程须选择一门，共8学分；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其中二门，共8-12学分；本科第三年，上述外系课程，须选择其中一门，共4-8学分；本科第四年，仍可选一至二门上述外系课程，共0-8学分。蒋廷黻对自己发起的课程改革颇为满意，他晚年回忆道：“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46)对于历史课程，蒋廷黻也根据欧美名校的课程设置做了调整，比如将“历史研究法”改为“史学方法”，将中国上古、近世史改为宋辽金元等断代史，增加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和考古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一些专门史课程，如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十七八世纪史、中国外交史、中国近百年史等(47)。此后，课程的专门化设置越来越细，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逐渐影响到中国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每个环节。 蒋廷黻不仅改革课程布局，还亲自对学生的选课进行细致入微的要求和指导。他主张“学生选课自由与‘强迫选修’相结合，其中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与近代比较政治制度是必选之课”(48)。据何炳棣回忆，1935年夏，蒋廷黻曾特别为他计划二、三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令何炳棣“感佩欣幸”不已(49)。1933年，有政治学背景和语言优势的邵循正，在与陈寅恪的研究生朱延丰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当年史学系唯一的资送出国名额，从中也可侧面反映出蒋廷黻对“社会科学治史”学术取向的推崇(50)。 蒋廷黻离开清华后，清华史学系的治系方针和蒋廷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依然占据较大比例(51)。1936年，代理系主任刘崇鋐在史学系概况中写道：“史系之进步虽年新岁异，但方针却为一贯，换言之，即中外历史兼重……更要使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课，多习外国语，为多得几种治学工具；多习人文学术，为其能助吾人了解历史的复杂性，使吾人有综合的观察。”(52)“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53)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清华史学系蒋廷黻等学术领袖的卓见和实干分不开的，清华史学系为学生提供的这种学术训练，确为下一代学者重拾当年“社会科学治史”的学术路径做了重要铺垫。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即是一例，他曾坦言：在哥大论文完成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不走汉学之路，而坚定认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方法观点长处”，“直至现在我对历史研究所采的态度和方法，都可以说是清华的路子”(54)。 “社会科学派”中的清华学人，他们大力倡导和实践“社会科学治史”的治学理念，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他们具有鲜明的治学特点。第一，紧跟国际前沿，倡导中西会通。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清华学人引进鲁滨孙的“新史学”等史学前沿理论，表明对于史学国际前沿的准确把握。他们主张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问题，但又不完全否定、批判过往的历史研究方法，怀有浓厚的民族本位情怀。第二，尊重材料事实，不教条不盲从。清华学人赞同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同样承认各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有其各自的局限，在史学研究中秉持“训诂治史”的底线，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如果结论框架与历史事实发生冲突，则必须放弃解释，尊重事实，拒绝陷入公式与教条的泥淖。第三，重视统计方法，开展计量史学研究。清华学人往往有着交叉学科的知识背景，受过较好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因而十分重视统计方法在治史工作中的运用，并取得较大成果，梁方仲、汤象龙、吴承明等学人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第四，强烈的现实关怀，炽热的爱国情感。清华学人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注重历史问题与现实环境、国家需要的结合。汤象龙对于鸦片战争经济原因的分析、蒋廷黻将政治学理论引入中外关系的研究等学术成果，体现了清华学人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治学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