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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援引社会科学开展史学研究的诸多理念与数十年后风靡学界的“年鉴学派”在方法论层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对此，许冠三的评价可谓中肯：“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史界庸人难以想象。”在20世纪初，他已经开始倡导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和整合，“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许冠三因此得出结论：“任公在这方面的尝试非但是现代史界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上的第一人。”(18) 尽管梁启超所举的“社会科学治史”大旗尚未立稳，便随着“新史学”的衰落而湮没于史学洪流之中，但是，“社会科学治史”的“种子”已经扎根于中国史坛，静待下一次的“发芽”与“绽放”。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有一批青年学人继承了“社会科学治史”的传统，并以更为专业化、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梁启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19)的史学理想，初步得到了实现。 1934年5月，一批青年学人在北京“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20)成立了“史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为吴晗和汤象龙，成员有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加入其中。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大多数人都有着清华的经历或背景，因此又被称为清华史学研究会(21)。“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会”暂停活动，直到吴晗、张荫麟、孙毓棠等抵达西南联大，“史学研究会”才在1939年恢复活动，并吸收了李埏等一批联大学生加入其中(22)。 “史学研究会”的运转并非有师承关系或研究实体作为支撑，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治学取向：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援引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倾向于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反对理论脱离历史实际和从理论到理论”(23)。“史学研究会”成员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等为学术阵地，成功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发表了大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成为当时“社会科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学人是“史学研究会”发起、筹划、运转的核心力量。发起人之一吴晗曾对夏鼐坦言，组织这个“史学研究会”，是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可以“经常叙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会中的多人都是经吴晗邀约加入，因为“筹备过程中最卖力气”，起初吴晗还被提名为主席(24)。“史学研究会”成立后，会务运转的核心成员，如总务汤象龙、编辑吴晗以及文书谷霁光等也都来自于清华。这个活跃的经济史研究团体成员成为支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主要作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台柱，与以《食货》杂志为中心的“食货学会”遥相呼应，对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25)。 “史学研究会”中的清华学人也是当时学界中“社会科学治史”的典范，他们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其代表人物即汤象龙和梁方仲。 汤象龙是史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也是清华成立大学部之后的首届学生，毕业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26)。汤象龙对过去那种“研究历史的范围仅限于政治”的做法不满意，他认为，“现在我们认识到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27)，因此他强调要进行经济史的研究，而且要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因为它“一方牵扯到纵的历史”，“一方牵扯到横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28)。可以这么说，他不仅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而且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方面的出色研究就很有代表性。他在1930年发表的《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尝试从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读鸦片战争原因的研究成果(29)。他提出道光时期银贵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对外贸易中，外国人用钱套换中国的白银；二是因为鸦片贸易，而这两个原因是直接关联着的；也就是说，外国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为了遏制白银外流而实行禁烟，从而引发了鸦片战争。这种从经济角度来解读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观点，至今仍被很多学者所引用。此后，他又用这种方法撰写了《咸丰朝的货币》(30)等论文，成为研究中国近代财政、货币与外贸的重要开拓者。汤象龙还是计量史学的大力践行者，1935年发表《民国以前海关担保之外债》一文(31)，是用计量方法研究国债史的经典之作。他最经典的计量史学著作当然是《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32)，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梁方仲在大量抄录并研究明清档案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撰写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史研究专著。比如，他于1936年发表《一条鞭法》一文，提出“一条鞭法”是中国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学术界普遍认为此文超出了当时日本学者的水平，被迅速译为英文、日文出版，学者评价该文抓住了明代经济史的一大关键，“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的任何研究有着奠基作用”(33)。梁方仲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最杰出的代表作，当是《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而这部著作的雏形即《明代的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34)。此文在坚实材料基础上，采用统计学方法，编制了37个表格，内容涵盖明代历朝的户口数目、田地面积和税收等，这些统计数据给学界研究明代田赋提供了许多便利。而他后来以此为范本撰写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35)，成为历史统计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著。梁方仲先生最可贵的地方是将古今中外治学传统融为一体，有扎实牢固的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又掌握了最新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他的《田赋输纳的方式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个史的考察》一文，就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启发而写成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张荫麟，他在清华求学时就立志从事史学研究，却在赴美深造时选择了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他后来在给友人张其昀的信中表露了此种选择的心迹：“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36)可见张荫麟在留学之初即笃定“社会科学治史”的决心，而他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他的初衷是对的。张荫麟所撰写的《中国史纲》(37)，是当时通史著作中少有的对于社会史、民间史有所措意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专辟两节讨论奴隶和庶民的生活状况。《中国史纲》能够成功地将民间历史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自下而上”地探讨历史问题的做法，与张荫麟所受的系统的社会学训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另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中(38)，张荫麟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中书备对》三种史籍中记载的信息为统计基础，通过分析主户、客户的比例，得出北宋土地集中程度与社会治乱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结论。这种用量化统计对历史问题的分析，正是得益于社会科学方法对他的长期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