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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乔治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自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开拓研究新领域的探讨中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例如要求开展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希望关注各个时代处于边缘化的史家和史著，倡导从子部、集部书籍中发掘传统史学思想的内容，重视现代史学史的研讨等，各方面皆取得不少成绩。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需要主动地放开视域，不能将考察空间局限在现在中国领域的范围之内，即需要在东亚的视域下进行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并加上关于中西史学交流及史学比较的探索。这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持续、健康与深入，更具有迫切性。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图谱 中国的历史学，是在先秦时期本土上原发性地产生。西周初年周公等统治者萌生的“殷鉴”意识，导致第一部官方文书汇编的史料书籍产生，即此后称为《尚书》的经典。最迟至西周季年，官方开始有意识地连续性记载史事，形式类似于至今尚存的《春秋》，这种编年体史籍，标志中国史学的产生。①战国时期，私家史学产生并且快速发展，对官方史学有所超越，《国语》、《左传》是卓有成就的代表作。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将私家撰史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峰。而东汉政权改变了官方仅仅记录史事、仅仅在宫廷留存史料的做法，着手纂修意图流传于世的史书著作，即纪传体本朝国史《东观汉记》。中国古代官方不仅记录史事以形成史料，而且编纂成品的、著述性的和流传于世的史书，并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和民族都会出现的文化现象。只有中国古代具备原发性产生官方史学的土壤，其一因是中国官方有源远流长的“殷鉴”理念，导致官方自历史的反思进而作历史的描述；其二因是中国史学原由官方的记史体制而产生，官方记史在起始上远远早于私家所作的任何记史、修史活动；其三因是私家史学一度超越官方有所创新，更推动官方对历史问题的注重，特别是司马迁著成《史记》，气度宏大、文采飞扬，但却与朝廷统治者的思想明显歧异，刺激了东汉朝廷。汉明帝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②也正是这位皇帝，决心开始由官方纂修本朝纪传史。从此，在中国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互补、互动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古代中国传统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状况，可以图谱化地描述为三个方面。 第一，形成多种编纂形式、多种内容构成的史籍并立发展的局面。自三国、两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就开始了多方向的探索，最后不仅确立了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等三种适于撰写一代全史的修纂形式，而且形成《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与其后接续到“十通”的序列，加之“会要”、“会典”等史籍，成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和文化体制历史的完整记述。另外，唐朝之后朝廷修史制度组织严密、机能完备，构建了官方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等记史、修史的格局。各个朝代虽繁简不一，但以皇朝实录为中心的编纂活动，从未废止，更有地方官纂修方志直至中央政权编辑全国性“一统志”③以及私家撰著历史地理学专著，自成一大史籍系列。出上述骨干性历史撰述外，其余“别史”、“杂史”、“传记”、“史评”等名目还多，具有总结性的清朝《四库全书》把史部之书分作15大类，每种类目内均有传世佳作。中国传统史学遗产如此多样、丰富之图景，在世界各国中无与伦比。 第二，中国多种不同体式的史籍，都组成从先秦以来历朝历代的史籍序列，如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史记》开先，班固改撰西汉断代史，此后历代皆有一部“正史”。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线索更加明晰，《资治通鉴》纪事始于战国时期而止于五代，随后就有《资治通鉴前编》、《续资治通鉴》等书补前续后，纪事本末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等亦如此例，甚至补与续者不止一家。“三通”面世后，私家历有续补，至清朝则有官方续修组成“九通”，清季又有刘锦藻在朝廷支持下撰成《清续文献通考》。这种传统，也在方志纂修上得到体现，明清时期且有地方志经若干必当续修的官方规定。自古中国的史籍前承后继，拾遗补阙，不留空白，构成一幅时间上连续性的图谱。 第三，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关注的空间范围十分广大，这以纪传体史书最为突出。司马迁《史记》是一部宏大的通史，不仅时间上通贯古今、内容上通载万有，而且力求地域上通达广远。其《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篇记述了域外民族政权的历史沿革、地理风情以及与汉朝的关系，尤其是《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开通西域获得的对中亚、西亚的认识，内容涉及安息、条支(今伊朗和伊拉克一带)，是包含了一切所见、所闻的空间区域。此后的纪传体正史虽多非通史，但基本继承了《史记》放开视野的撰著风格，周边民族、域外政权往往皆采入记载。如范晔《后汉书》在记述西域区域时，就提出远方的“天外之区”因为“不率华礼，莫有典书”，因此应当由汉人史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④此后的官修正史，记述“四裔”、“外国”或外“夷”，基本成为必备内谷，惟怀有“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不屑于出境考查，所载不免依从传闻而有所失实。而私家著述得之实地旅行者颇多，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元周达《真腊风土记》、明巩珍《西洋番国志》、清嘉庆年间据谢清高口述成书的《海录》，等等。所有这些，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并不自甘闭塞，而是具有在空间视野上扩大记述范围的意念。 对于中国史籍形式多样、著述丰富，以及时间上自古及今的连续性，史学史研究中已经多有论述，但关于中国史籍记述空间范围的问题，尚少言及。除此之外，中国传统史学还有另一空间图谱，即向外传播于周边的民族和国度，引起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在现有中国史学史著述中，尚属空缺，值得引为重视。古代中国的史学外传，主要是在东亚地区各族、各国范围内运行，提出在东亚视域下研究中国史学史，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相当迫切的学术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