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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学史研究扩展视域的学术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扩展为东亚视域，完全出于学术深化的考虑。待到近现代，则不能不继续延伸，关注西方史学的传来和影响，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如此，必当实事求是，不应躲闪回避。若干年代，历史研究往往以区域、国别、民族为单位，国别史占据主要地位，这是因为政治史研究主导的历史研究，“国别”概念是解析问题的方便工具。然而这个思维框架，有很大的局限性，令人不由得用现代的国土境界割裂往古史事的宏观联系，近十年以来已经受到“全球史”新理念的冲击，值得引为关注。史学史的图谱不完全重合于政治史的棋局，史学这种文化形象，发展和传播并非局限于一个既定的国别或区域之内。就中国现代的国境内外而言，古代传统史学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内云贵、青藏地区的少数民族。用“国别”方式研究西方史学史是蹩脚的，用“国别”方式研究中国史学史则是片面和浅层的。因此，在东亚视域下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主要在于：其一，能够将史学史的研究，提升到理论性的层次；其二，显著加深对于中国史学发展之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者是联结一起，互为促进的。 历史学具有与政治、经济以及与神话、诗歌等文化现象，很不相同的特点，就是并非一切地区和民族都能够原发性地产生史学。如果不是自外部传播而来，可能很多民族、国家永远不会建立史学。史学在世界上的产生，有原发的史学。例如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历史学，在本土依据一定条件自行萌发。有次生的史学，即接受外来史学文化影响而形成，例如日本、朝鲜半岛以及欧、美、非洲多数国家的历史学科。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域外地区，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史学文化。另外，又有在古希腊、古罗马形成和发展的古代西方史学，成为世界最有发展活力的两大史学体系。这本是明显的事实，但如若不扩大史学史探索的视野，不把中国史学史研究延伸到史学外传和异域比较，就不能得出这样明晰的理论性表述。(11) 在东亚视域下研讨史学史，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与日本史学的产生，首先仿效的是中国传统的官方史学，这与十六国、北朝政权史学活动的尝试完全一致，可见官方史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东汉之前，势力强大的匈奴等国未曾有过历史记录。东汉传统建立完备的官方史学之后，情况大变，十六国中比较弱小、存在年限不长的政权如前燕、后燕、南燕、后秦等，也热心于记史，可见官方史学在古代具有很大的文化魅力。很明显，官方修史可使一个政权的事迹皆可能长久流传，可以藉此宣扬统治者的思想价值观，即所谓“典谟兴，话言所以光著；载籍作，成事所以昭扬”。(12)百济、新罗、日本政权，看中的也是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必须格外重视官方史学的问题，将官方与私家视为并立、对等的史学主体，这是中国史学区别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得力于此。 在东亚视域下研究史学史，自然要作中国史学与日本、朝、韩史学的比较。日本、朝鲜半岛的史学是从古代中国输入的，在各自社会条件下，既承袭了中国史学的许多传统，也演化出不同的特色。进行这种同中之异的比较研究，了解日本、朝鲜等国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接受了什么、舍弃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出于什么社会原因进行这种取舍和改造，对于深入认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机制，极有裨益。 中国古代创建完备的官方史学，其社会政治作用不可小觑，有一般性辅政资治，也可能发挥出引导历史方向的功用。例如，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仿效内地官方史学活动，接受汉族文化的历史观念，进而将自己的祖先衔接于中国古史体系，自称黄帝、大禹等圣王之后裔，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这样，“传统史学与历史观已经成为古代中国民族融合的最稳固的因素，发挥持久的民族凝聚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13)在中国影响下成立的朝鲜、日本官方的史学，在其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在东亚视域下深入探索，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