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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笔者《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一文认为：“中国古代准确的连续纪年之所以始于‘共和行政’，是因为此时开始了官方的连续记事机制。这种记录史事的做法被后人承袭和发扬，形成制度化，导致了史学的产生。”见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第46页。 ②见班固《典引·序》，载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26。 ③隋朝有《区宇图志》，唐代有《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从元代起全国性地志称为“一统志”。今存清朝嘉庆《大清一统志》编纂精良，史学价值极其重要。 ④《后汉书》卷888《西域传·论赞》，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4、2931页。 ⑤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⑥以上见《史通》卷12《古今正史》。 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近肖古王三十年(375)条。 ⑧参见木下禮仁：『日本書纪と古代朝鲜』第一章，塙書房1993年版。 ⑨《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真兴王六年(545)秋七月条。 ⑩徐建顺：《朝鲜早期史书辨析》，《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 (11)笔者于《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一文，最早提出上述见解，希望将中国史学史研讨扩展于日本史学产生问题的探索。 (12)《魏书》卷57《高祐传》。 (13)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学术研究》2010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