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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史研究应当纳入史学的外传与影响 迄今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已经超过20部，数量相当可观。但绝大多数并未述及中国古代史学在东亚区域内的传播与影响问题。而中国史学东传日本、朝鲜半岛，则是不争的史实，其中重要情节是否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范围？是否应当在中国史学史著述内予以重彩一笔的描述？此乃关乎整个史学史学科的研究理念，不能不辨析清楚。 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通史著述，只要篇幅相当，总会记述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经济来往、军事触碰等历史内容。中国通史的著述中，大多包含中国文字、艺术、医药、建筑等传入朝鲜、日本的史实内容，可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史学，如果确实存在外传和发挥影响的事实，在中国史学史乃至通史中叙述，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通史著述也偶尔讲到中国史籍在域外的流布，中国史学史的著述也有的讲述了诸如《史记》对外域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史学整体性的修史理念、修史方法、修史体制外传及其影响，往往被缺略，这是因为文字、建筑、书籍的外传具有实体物象，便于观察、掌握，而史学整体文化形态的对外影响往往不好直接显现，而这正好蕴含了中国传统史学对外影响的深刻性、重要性，中国史学史研究更加有责任将之揭示，并且推行到中国通史的叙述之中。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史学在外域的影响，可以归属于外国史学史研究和论述。此说非是。政治交涉、经济来往以及文化事业的跨境交流，是相关各国的历史著述都应当关注的内容，但具体情况不很相同。在当前历史学未能摆脱现实政治扰动的条件下(东亚地区尤其显著)，历史上的政治交涉，在不同国家的主流史学中往往有着迥异的解读和叙述，经济关系也有不少问题受到政治的牵连，至于文化交流史，受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亦未可低估。迄今日本、韩国的史学研究，都未能深入关注中国传统史学传入和发挥作用的问题，某些论述甚至刻意淡化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和史学》开篇即为“历史书的萌芽”，为屏蔽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将含义缥渺、未知内容的“帝纪”、“旧词”升格为“日本最早的历史书”，⑤看作日本史学的起源。实际上，日本同一时期的文献对此就有“帝纪”、“先纪”、“本辞”、“旧辞”、“敕语”等不同的随意称谓，尚无固定名称，可以判定这些旧的资料只是官方与诸多私家的随意杂录，散碎支离，不成体系，根本谈不上“历史书”的性质。公元7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日本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形成明晰的官方修史意识，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3卷，是日本第一部体现自觉修史意识的现存之书，但撰成的结果则是多采神话、传说、歌谣、趣事，乃以文学色彩为主，又不重视历史事件及其时间因素，难以视为规范的史籍。8年之后，即公元720年修成的《日本书纪》30卷，才可视为日本史学产生的标志，其书以汉字撰写，编纂方法、纪年方式皆雷同于中国的编年史。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连接，曾经完全隶属于西汉政权，受内地传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无可否认。但后来的历史变迁、政权分合十分复杂，至今中外史学界在政治观念扰动下，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论述分歧甚大。例如存在过几百年的“高句丽”政权是否可以视为近代朝鲜、韩国的历史前缘？“高句丽”是否就等同于后来的“高丽”？对此类基本问题的观点尚完全相反，因此探讨朝鲜半岛史学的产生问题，就更加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必须在整个东亚的视域下进行史学史研究，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史学，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这涉及整个史学研究的理念转换。 东汉时期官方记史而且修史，使传统史学的对周边满足的影响力大为增强。西晋之末，政权崩溃，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建立，争夺北方地区，战乱频发，史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内大多出现了记史、修史现象，首先是其境内的汉人学者私下记述所在之国史事。这些汉人即使在所在国为官，其私自撰史也不能说是该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活动。例如氐族前秦政权的君主苻坚，因史籍记载触犯忌讳，尽加焚毁，而“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董谊的做法当然不是苻坚政权的史学活动。其他如和苞撰《汉赵记》，田融撰写《赵书》，前秦灭亡后赵整“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⑥均属此类。其次是十六国政权官方的记史、修史。这在《晋书·载记》与《史通·古今正史》有丰富的记载，羯族石勒后赵政权、氐族前秦政权、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南燕政权、匈奴族刘渊后汉政权、鲜卑拓跋部北魏政权等，都进行过官方记史或修史。虽然修史官往往任用汉人，仍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活动，这延续到南北朝时北朝的各个政权，乃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当时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与上述少数组政权的地位完全相同，既可以有汉人学者入其境、任其官而私下撰史，也可能出现官方从事的修史活动。朝鲜古籍《三国史记》载：“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⑦既言“得博士高兴”，则这个“高兴”其人，应是避居于百济的汉族文人，而“书记”到底是私下的史事笔记，还是朝廷的史事记录？则含义模糊不清。《日本书纪》有相当多引述《百济本记》的条文，颇具准确的具体时间，应当是类似起居注一样的官方史事记录，纪事大体与《三国史记》记述“博士高兴”的时间相当，⑧可以认为百济国较早具有编年形式的历史记录。 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的产生？这不能随意降低标准。凡称为“学”，必当有其体系，构成知识系统。凡称为某一“学”的产生，不能是火花一闪，多年不见，必须显示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其基本的最低要求是： 1.定义确切、界域分明，其学科人物、内容、宗旨、特点清清楚楚，不能混沌一片。 2.知识结构具备时空的连贯性与逻辑的条贯性，不能单一简陋也不能支离破碎。 3.形成对于其知识系统或知识载体运作的自觉意识和较为理性的认识。 4.具有发展的继进性和系统的开放性，即能够在广度和精度上继续发展，拥有一段时期的持续进展，并且与其他文化体系有所交叉及互动。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不要将中国古代的炼丹术说成化学工业或化学学科的产生，不要将“曹冲称象”的故事等同于物理学的阿基米德定律。同样，也不要将支离零碎、内容模糊、虚实参杂的史料之书视为史学建立的标志。《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官员伊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⑨这个上奏，语义、语词都直接来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纂修活动并无下文，并且新罗政权几百年内也再无类似的举措，恰恰说明新罗虽受到中国传统史学意识的影响，但整体上却不具备建立完备史学文化的必要条件。但此前有了统治政权的史事记录，则完全可能，据徐建顺的文章考订，《三国史记》多处提到新罗的“古记”，应于公元402年之后有了类似起居注的历史记录，因为此后的新罗王世系才比较清晰可信。⑩ 因此，日本史学的产生，是以《日本书纪》的纂修为开端。朝、韩史学的产生，尚须深入探索，百济官方记录史事早于新罗，约于4世纪末，相当于东晋后期，可视为朝、韩史学的最初产生，正与十六国各个政权初涉记史、修史的时代相同，其余支离零散的私家杂撰，无足轻重。日本与朝鲜半岛史学的萌发，都是得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凭据确凿，毫无疑义。必须在整个东亚视域内考察，方能将史学发展和流传的来龙去脉理清。将中国传统史学史研究的视域，扩展为整个东亚地区，乃学术上求真、求是所必需，既体现治学的责任感，也具备重要、深刻的意义。当然，中国史学史不可将东亚各国的史学发展状况全盘吞并，但传统史学的外传导致相关区域产生史学的过程，以及发挥何等巨大的社会影响，则必须深加研讨，责无旁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