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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1946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我以为歧路是暂时的，不久将来就能明白孰正孰偏。同时我相信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在于从前仍然限十九世纪以前的步伐，语言形式重于内容，而现在则是内容更重于语言形式了。(32)40年后，即1986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的修订稿中保留着这样一段话：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33)上引这两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即侯外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的情怀和充分的自信。从“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到“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其间，时间的跨越并没有改变这位大家的学术旨趣，而是使这一旨趣变得更加清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通观卷帙浩繁的《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到《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影印本，其间贯穿着侯外庐“‘韧’的追求”，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么!这也正是侯外庐留给后人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 注释： ①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总序，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②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页。 ③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5-856页。 ④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6页。 ⑤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8页。 ⑥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9页。 ⑦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⑧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3页。 ⑨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⑩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第10页。 (11)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第11页。 (12)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13)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第4235页。 (14)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15)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1、832页。 (16)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2页。 (17)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4页。 (18)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5页。 (19)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20)以上均见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6页。 (21)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9页。 (22)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43页。 (2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 (2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5页。 (25)侯外庐：《怎样造就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原载《文汇报》，1980年6月28日，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69页。下引未注者，均见此。 (26)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1页。 (27)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3-874页。 (28)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4页。 (29)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5页。 (30)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下引未注者，均据此文，不另注。 (31)张岂之先生曾撰《学习侯外庐的教育思想》一文，指出：“侯外庐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在学术领域里著述宏富，成就卓绝，而且在长期的办学育人的教育实践中，提出过很多很少为人注意的理论观点。建国以后，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在他主持西北大学校政的几年时间，他系统地阐述并部分地实践了他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纪念侯外庐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32)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8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3)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原文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