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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但围绕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系统研究却起步较晚。1979年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正式提上研究日程。此后三十多年来，研究成果颇多，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视角亦不断更新。总体说来，学界关于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文明起源问题提出与文明诸要素；辽西文明起源研究历程；农业与文明起源；冶铜术与文明起源；礼制与文明起源；聚落形态与文明起源；文字与文明起源；交通与文明起源；社会性质、社会管理机制与文明起源。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明起源；学术史；述评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01-07 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随着1979年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逐步拉开帷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视角日益更新。历时三十多年，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对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相关成果加以系统梳理与述评，以期未来对红山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文明起源问题提出与文明起源诸要素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最初的含义是“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及与“野蛮”相对的“有文化的状态”[1]，随后文明的含义日渐丰富，又有“指认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含义。现今我们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文明”，正如夏鼐所言：“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2]所以，“文明”大多用于标志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起步较早，在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之初就已提出。1923年，他又在《中国远古之文化》中认为仰韶遗址是中国首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似有某种内在的传承关系，所以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3]。随后安氏将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与中亚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相比对，提出中国远古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假说。1928-193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安阳殷墟和济南城子崖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卜骨、黑陶及城墙遗迹，证明中国文明起源地可能并不单一。傅斯年于1935年认为仰韶文化与殷墟商文化之间差别较大，中国文明起源于东西部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4]。虽然在30年代以后，已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文明可能起源于本土，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以前“文明西来”观念依旧在学界十分流行。中华文明是起源于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依旧是此间探讨的重要课题。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考古学文化的积累，学界大致认定了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说。但是由于中原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发现的考古资料众多，当时学界普遍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中原文明是所有其他文明的核心。1956年，安志敏和张光直先后提出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兼具二者共性，前后演变迹象明显[5]。并且张光直特别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传播，最终形成所谓“龙山化时代”或“龙山形成期”，奠定了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基础。而此时红山文化虽然还没有被识别出来，只是作为广义上的中原文化或者仰韶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但依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之路的演进。50年代末以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由地面踏查为主逐渐转入以考古发掘为主的阶段。到70年代，在仰韶文化之外的地区，出现了明确的一系列高等级的玉器墓[6]以及复杂的祭祀遗址[7]，相比较而言，在同一时空框架下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尚未发现如此高规格的祭祀遗址，由此引起了学界重新审视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1979年，苏秉琦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将新石器时代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属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8]。此区域类型划分理论为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明起源诸要素 中外学界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评价标准并不整齐划一。摩尔根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野蛮、开化和文明3个逐步递进的时代，并认为文明时代“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9]。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0]。显然他们都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则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开始的标志[11]。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只要具备文字、高墙围绕的可容纳5000以上居民的城市及复杂的礼仪中心3个因素就是一个古代文明[12]。80年代初，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认为商代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3个要素”，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并由此提出将文字、青铜器和都市作为文明时代出现的标志[13]。自此之后学界大多因循夏氏说法，并依据三要素认为中国的文明时代当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由于当时未能发掘到符合文明起源三要素的遗迹与遗物，但却出现了诸如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一批崭新的文化现象[14]，所以从“礼制”视角探讨文明起源被纳入讨论范畴。而随着聚落考古兴起，学界逐渐意识到文明起源要素说具有天然的缺陷，它忽视了各个被识别出来的要素与整个社会的密切联系。因此，聚落形态作为社会文明程度评价要素之一逐渐被学界认同与接受，进而普遍应用于分析一种文化是否进入文明阶段。 二、辽西文明起源研究历程 古文化的辽西地区指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以北、医巫闾山以西及七老图山以东的地域，是苏秉琦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循序渐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由量及质需要一段漫长的累积过程，辽西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历程便是如此。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赤峰红山后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60多处，并于1914年在《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中首次传递出长城以北具有远古文明的讯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遗存[15]。1938年滨田耕作等出版《赤峰红山后》一书，提出了学界后期认为隶属于“红山文化”的“赤峰第一期文化”[16]。1954年，尹达在此基础上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17]。但是，直到70年代之前，红山文化还都是被当作仰韶文化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分支来看待。进入70年代，一批早已在世间流传、但时代尚不明确的玉器的考定成为北方文明起源探讨的节点[18]。郭大顺和孙守道在此基础上认为“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19]。1979年，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石器建筑群被发现与发掘，郭大顺从遗址具有的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上捕捉到了原始文明的信息[20]。很显然，从玉器的确认到东山嘴遗址的发掘，人们对红山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80年代初，在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了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群[21]，苏秉琦认为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22]，并据此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23]。但是，此类观点一度遭受质疑，甚至否定。安志敏针对苏秉琦提出的“文明曙光”和“高一级的社会组织”等观点，提出诸多商榷。他认为苏秉琦混淆了文明与文化的内涵，“文明曙光”观点很难让人信服。他也认为从学界公认的文明起源“文字、城市和金属器”三要素来看，5000前的红山社会尚不足以产生“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在20世纪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24]。对于安志敏的观点，张光直在1990年曾提出三要素并非是所有文明都具备的条件，“‘文明’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25]，这也就说明了各地区应有自身独特的起源模式。苏秉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构想，并形成了“辽西地区的社会发展早于中原”[26]的新认识，推动了此区文明起源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自从苏秉琦为辽西地域文明起源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之后，相关研究内容、视角更加宽泛，相关研究成果络绎不绝。杨虎通过对红山文化中的铜环、陶范、环壕聚落及玉器等的分析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即将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27]。吴汝祚通过对老哈河、大凌河地区农业生产、玉礼器、冶铜术等的分析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可能已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方式和一定的礼仪制度[28]。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对辽西地区文明起源进程的探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