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研究诸方面 (一)农业与文明起源 农业自产生伊始，就开始孕育着文明的种子。有学者认为农业是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及宗教礼仪性建筑等文明要素形成的基础，舍弃农业，文明只能是空中楼阁。他们认为：首先，农业的出现是先民定居生活模式稳定存在的基础。农业规模和产量的增加必然促进人口基数的增长和农村聚落的扩大，最终导致农业城市的形成。其次，农业的发展水平为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再次，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交流增多，人们迫切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方式记录与传递信息，文字便应运而生。最后，农业的稳固发展导致余粮出现，少数人通过占有大部分财富逐渐凌驾于众人之上，他们往往需要凭借某种信仰来凝聚其他成员，于是，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次第出现[29]。在上述学者看来，红山文化时期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大型石耜、石斧、磨棒、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发达程度的集中体现[30]。除此之外，学界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存在农业经济，但是渔猎经济所占比重更大，并认为“渔猎社会也能蕴育古代文明”[31]。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分析，支持红山文化时期处于发达农业阶段的观点相对较多，影响较大。但现有资料是否能够很好支撑这些学者的观点尚需进一步商榷。我认为，渔猎经济占主导的观点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对于修正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看法不无裨益，至少提醒了我们要重视不同的观点，客观公正的评判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 (二)冶铜术与文明起源 青铜冶炼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技术支撑，在文明起源研究中通常居于关键地位。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是不存在冶铜技术的。直到1987年，在牛河梁转山子和小福山遗址发现了成堆的炉壁残片，彻底拉开了探讨红山文化冶铜技术的序幕。 苏秉琦在1991年提到“红山文化冶炼遗存及铜制品”[32]，其中的“冶炼遗存”当指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出土的炉壁残片和炉渣。另有学者指出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炉壁残片、出土的小铜环以及敖汉西台遗址出土的陶合范，反映了红山文化冶铜技术的发达[33]。并有学者依据红山文化独有的石棺葬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坑竖穴葬的区别，分析认为小铜环确为红山文化墓葬出土无疑[34]。 对于上述观点，学界亦有不同看法。李延祥等通过对牛河梁转山子炉壁残片的堆放状态、成份比例、炼炉鼓风孔的朝向及牛河梁附近有多处铜矿点等信息综合分析后认为：“炉壁残片的年代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35]安志敏在认同李延祥关于“冶炼遗存”非红山文化遗物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质疑牛河梁所出铜环的性质，认为其也应当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36]。 (三)礼制与文明起源 在墓葬和遗址中发现较多的陶器和玉器是红山文化礼制文明的物化载体，透过对其形制、摆放位置及使用等情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推进对红山文化与文明起源之间关系的认识。 以陶器中比较独特的无底筒形器为研究切入点的学者，或认为无底筒形器应该是陶鼓[37]，或认为是祭祀中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38]。而张星德在肯定其宗教用途的同时，认为无底筒形器反映了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活动由全民平等参与走向了上层垄断，而垄断导致的公共权力的集中是红山文化时期国家雏形最终形成的原因之一[39]。 除此之外，以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为研究视角的学者相对较多。郭大顺认为“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40]雷广臻等从红山文化葬玉习俗入手，认为“红山人这种‘唯玉为葬’的葬俗，也为其祭坛的祭祀活动已由宗教性向礼仪性演变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41]。刘国祥根据牛河梁十六地点4号墓出土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及彼此组合关系分析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掌管宗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级，等级制度已经确立[42]。 除了陶器与玉器等物化载体外，巫文化作为原始社会的精神载体，在传统礼制文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郭大顺认为原始巫术活动与礼的起源密切相关，中国文明起源是由巫术到礼制再到文明的过程，即“通神为礼”[43]。田广林认为中国国家文明的产生和形成初期，在社会管理层面上是由巫到王，在观念形态上是由祭祀到礼制，在居住形态上是由村落到城邑，在社会组织形态上是由部落到国家，并明确称之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44]。 (四)聚落形态与文明起源 聚落是原始先民生存与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原始先民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是探索原始先民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学界早在红山文化发现之初就开始逐步关注这一领域，尤其是针对聚落层级化的考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80年代末期，苏秉琦通过对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与牛河梁遗址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与诸多高等级随葬品分析认为红山文化诸多遗迹已经突破氏族制度，早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红山文化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套的玉礼器为标志“率先跨入了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形成[45]。针对苏秉琦先生的早期论断，学界支持者颇多。吉迪指出“聚落明显的集中化反映出当地社区组织的形成，这一过程与当地村落之间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有关。大型聚落及由此而产生的聚落等级化，显示到红山文化晚期某种程度的社会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已开始出现。”[46]随后田广林也认为：“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联系这种共同体的纽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还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47]张星德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由把持着整个社会祭祀权，进而把持了世俗权的那些人物组成的控制着数个聚落群的统一权力”[48]。刘庆柱也指出：“这种聚落形态的发展表明，当时人口密度在增加，财富、权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遗址或城址集中，并形成各种大致由‘聚’‘邑’‘都’三级形式组成的具有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实体。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数座城址并列，呈现出‘城邦’林立的分割局面。”[49] (五)文字与文明起源 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是原始先民是否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1977年，在昭乌达盟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地出土斜壁直筒罐[50]，器表刻有一幅完整的由图像和文字符号组成的原始图画。刘素侠依据石棚山遗址出土的直筒罐上刻画的图像和文字符号认为：“红山文化发展到后期，已经产生了原始文字。”[51]虽然对石棚山墓地直筒罐上的刻画符号是否属于原始文字，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这一发现无疑填补了红山诸文化研究中出土原始文字资料的空白。 (六)交通与文明起源 辽西古代文明的最早出现，与其道路交通密切相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交通与文明起源是互动关系，彼此促进，交通对文明社会的诞生起了加速度作用。郭大顺先生在第八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要用世界性的眼光、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辽西地区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高度融合。红山文化在中华大地之所以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并对中华文化与文明产生持续影响，这也许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52]崔向东先生认为文明起源无疑由其内部社会发展所决定，但又不是简单的“内生”过程。文明起源与发展离不开同外部不同文明体的交流碰撞这一外部动力。无论是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动力，都离不开道路交通。因此交通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远古时期道路交通的形成需要具备4个基本条件：一是定居，居无定所和不断迁徙很难形成固定的道路；二是交流，不同聚落、氏族和部落因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开辟出人行道路；三是在高山丘陵地区，人们主要沿河谷而行；四是供给，道路要近于聚落分布密集之地，沿聚落而延伸，便于供给。而辽西地区显然已经具备了远古道路交通形成的全部基础条件[53]。他还指出红山文化时期初现的古廊道雏形加速了辽西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推动了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54]。 (七)社会性质、社会管理机制与文明起源 学界针对红山文化社会性质与社会管理机制的讨论起步较晚。王立新通过对敖汉旗1981-1988年的调查资料、西台遗址群、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聚落遗址以及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分析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必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有等级之分的、复杂化程度较高的权利阶层，而且这种高阶层的管理权主要是通过对“通神权”的控制来获得。他还进一步指出：“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很可能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它虽然处于前国家阶段，但距国家出现已并不遥远。”[55]关于社会管理机制，学界普遍认为，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处在文明时代的起步阶段，但是却拥有相对发达的社会管理机制。吴汝祚从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礼制建筑遗址的工程规模、组织和管理等分析认为：“不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要有一个独断专行的强权政治的领导者，在其决策之后，聚集一批有地理知识和建筑设计能力的人，进行实地勘察设计，然后，调集各地的劳力，到建筑现场的各个地点分头营建。在调集各地人力时要有在强权政治领导下的机构，为其组织人力，并输送到现场工作。要想使劳动成果符合设计的要求，各现场地点都要有领导者、组织者。同时，这样大范围内的建筑也需要有一个检查全工程进度、质量的人员等等。总之，从上到下都要有一个管理机构。”[56]雷广臻进一步认为红山社会的管理机制是由掌握礼仪祭祀权力的巫通过精神控制实现的，最终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运行系统。他还通过对红山文化女神庙、山台及用玉制度的分析，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契合当今社会管理思路的统一的意志、物物交换以及对有突出贡献人物的奖励机制[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