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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贾、董仲舒所逐步建立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其后的汉晋儒,无论是今文经派还是古文经派,各自基于其自身的《春秋》三传文本立场,都从不同角度,对《春秋》经文本予以了进一步的灾异赋义。 首先,东汉末年的公羊学大师何休,对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在其《公羊解诂》中,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与发挥:一是从总结《春秋》诸义条例上,将其发展为更具神秘特色的“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在注解《公羊传》中,明确地认定两者的必然联系。在何休看来,社会之人事与自然之灾异的互动,是《春秋》经的内在意蕴。经文中的所有灾异记载,固皆孔子之微言,无不蕴含着其以天道明王道的圣人大义,从而最终累成了《春秋》灾异说。据统计,《公羊解诂》所记灾异总数三百余条。何休所言灾异,无一例外都以人事说之。在他看来,大凡天降灾异,必与人事相关。换言之,正是人间的恶行恶事,才招引了天降灾异。二是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又继之以谶纬理论说《公羊》。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 其次,刘向、范宁等《谷梁》学家在其《谷梁传》传文的注解与引述中,以灾异说《谷梁传》经传文本,从而又在今文经的鲁学上,给予《春秋》经神学化诠释。《春秋》经文中记载,鲁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天空中出现了雷电现象,而仅仅八天后的庚辰日,又出现了大雨雪。对这极为反常的天气变化,《谷梁传》传文中传述为:“志疏数也。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并未对其作过多的神秘性发挥;而刘向却解释说:“雷未可以出,电未可以见。雷、电既以出见,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也。雷电,阳也;雨雪,阴也。雷出非其时者,是阳不能闭阴,阴气纵逸而将为害也。”刘向揭示阴阳失调而将为害的目的,是用以警示君主要警惕现实政策中的失误,改弦易张,走向正途。 再次,在汉晋经传合编运动中,杜预将《春秋》经与“其失也巫”的《左传》合编,从古文经文本上使得《春秋》经更为神秘,从古文经的角度更夯实了《春秋》灾异说。《左传》文本有一些神秘性记载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左传》对春秋时期的许多事件进行了一些灵验性的“预言”故事,如庄公三十二年史嚚引谚“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结合当时虢国国君信神拜神的政治状况,史嚚引这条谚语,预测了虢国将要灭亡的命运。二是《左传》某些传文还径直将上天人格化、神圣化。如对《春秋》经:“(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左传》曰:“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左传》此条认为,雷电击了展氏祖先夷伯的庙,是因展氏有隐愚不为人知的罪过,而受了天的惩罚。当然,《左传》的这些神秘性记载,在其与《春秋》经各自单独成册的两汉时代,并不影响对经文文本灾异记载的定性——其是否是自然现象的纯客观记录。不过,紧要的是,杜预又将这些神秘性的《左传》传文揳入、粘合在相应经文中,并作为对《春秋》经传述与阐发的逻辑起点,从而平添了《春秋》经“说灾异”的成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晋儒除了直接对《春秋》经传文本进行上述神学化诠释外,自两汉公羊学在神秘化之后,又进一步使得《春秋》经传诠释陷入了谶纬化的泥潭。其大造图谶附会《春秋》,甚或还以谶纬注解《春秋》经传,从而导致本已相当流行的《春秋》灾异说,在社会上泛滥成灾。 灾异说《春秋》,其解说《春秋》经的最初主旨,就是在敬畏与信仰上天赏善惩恶的前提下,以至善上天的绝对权威,保证王道政治、和谐人伦与道德个体之达成。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集神道设教与道德化民成俗于一体,以中国古人尤其是两汉特有的上天信仰,在与天地合德的日常祭祀中,深刻地塑造着其向善的文化生活。同时,历经层累的《春秋》灾异说,在两汉之际,却日益充斥着“怪力乱神”的谬论,其以灾异言政的政治正能量,也在逐渐被弱化;上天的神圣性与至善性,基于对其道德体认与自然客体理性认知的两相分裂,更因一再被滥用与任意发挥,而导致魏晋乱世上天信仰的动摇与道德理念的崩溃荒诞。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