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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广泛传播，不仅不是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压制，不是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中断，反而恰恰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承传，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更为全面而科学的内涵，使得“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民族救亡复兴之路的必然，也是新文化运动所引领和推动的思想大解放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实践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理论品质，是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民族救亡复兴之路的必然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弱，处处挨打，中国人民从此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之路，师夷派、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无数仁人志士，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并在形式上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落入封建复辟势力袁世凯等人的手中，以致如孙中山所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与中国的基本情况不符，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巴黎和会“民主与和平”的残酷现实，以极端的方式全面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这一切都让此前无比迷信和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深陷入彷徨和痛苦之中，这也逼迫他们痛定思痛，另寻救亡复兴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高度关注同期在邻国爆发并成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他们深刻意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救亡复兴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才开始传入中国，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只从苏俄传入中国，而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复兴道路的必然选择。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新文化运动所引领和推动的思想大解放的必然选择。学术界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之论战为终点。这一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大概可以划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