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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对革命“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此，由这些先进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的特征，其实质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这场革命的矛头直指湮灭国民个体人格意识、造成千百年来奴隶道德的“孔教”，认为“对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存在着不足和弱点，但其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扬弃，动摇了“孔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根基，有力地回击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康有为等主导的“尊崇伦常”的复辟逆流，掀起了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伟大潮流。很明显，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它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涌流打开了一扇前进之门，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了解、逐步认同并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批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在与诸多社会思潮的论战中，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逐步上升为指导中华民族救亡复兴的思想武器。当然，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政治转向”，不是意味着“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不意味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中断。“民主”与“科学”，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广泛传播，不仅不是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压制，不是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中断，反而恰恰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承传，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更为全面而科学的内涵，使得“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等团体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一次大众化传播高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