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其从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必然选择的根本保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实践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历史和人民所接受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学说,更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式的说教,而是来自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又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实践中,立足实际、回应实际,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总的来说,正是这种理论品质,使得马克思主义具备能够“抓事物的根本”的“一般正确性”,成为自创立以来不断得以传播和发展的理论前提。 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译介传入中国的,但其彻底的理论品质发挥了极大吸引力,让当时的很多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有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和努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得以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彰显,从而能够在20世纪初的激烈社会思潮论战中脱颖而出。在与“实用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论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的一种“改良”运动,名义上要树立生产的新方式,却又不主张革命,是假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战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也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上了一堂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课;在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彰显了其本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五四运动后“新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走上政治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