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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和佛家思想向科举渗透 万历年间，商业出版较为发达，坊刻举业用书大量涌入图书市场。早在嘉靖、隆庆年间，书坊就开始纷纷刊刻举业用书，“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万历年间，坊刻举业用书更趋繁盛，并持续至明末。士子大都以书坊所刊时文（即应试的文章）竞相传诵，“经传注疏不复假目”。很多文社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互相切磋八股文技艺，书商由此看到商机，与文社合作，将其征文予以刊刻。复社的《国表》刊刻后，“金阊书贾由之致富”，几社的《几社会义》刊刻后，“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举业用书的盛行可见一斑。相较于官刻的程文墨卷，书坊在编纂和刊刻举业用书时，大都能够接受新的思想，一方面受王学左派特别是李贽、袁宏道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书坊主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量。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坊刻用书的浸淫下，士子之中流行求新、求奇、求异、求趣的风气，禅宗、老庄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渗透到科举考试中，这无疑是对程朱理学的重创。 鉴于当时科举考试答题中“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的现象，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尚书沈鲤提议选取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如复有前项险僻奇怪、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他还指出：“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矣……文体则耻循矱，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这说明，万历年间，士子引用诸子百家甚至佛教语言，已较为普遍。 晚明科举考试中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部分士人的忧虑。天启、崇祯年间，无论在思想界还是科举考试中，都出现了回归程朱的趋势。复社与书商合作编纂刊刻举业用书，实际上就是旨在复兴程朱理学。但是，这并不能挽救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反而打破“文统在上”、造成“文章之权始在下”的局面。 以程朱理学为宗颇为短暂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离经叛道”现象，瓦解了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思想多元化和彼此融合。因此，李贽将时文与《西厢记》、《水浒传》并誉为“古今至文”，认为时文不仅“可以取士”，而且“可以行远”。袁宏道认为，时文应当求新求变，“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他还嘱其外甥熟读“坊刻时文”，他在给姊夫的信中说：“倘志在芹业，坊刻时文，看之不尽，即韩、苏亦可缓也。”李贽、袁宏道对时文的肯定，说明了八股文的衍变尤其是坊刻在明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 总之，明代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时代很短，而且主要是在正德以前。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隆庆年间，阳明心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超越了程朱理学。万历至明末，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更趋多元化，以致出现“离经叛道”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12CZS028）、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晚明科举、话语权力与文化场域——以坊刻举业用书为中心”（2012T506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