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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旨在对清代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恢复其真实面貌，进而探讨内在的、规律性的问题，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然而，近年来，几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新清史”则令人茫然。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所谓以“新四书”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以下简称“新清史”）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颇有重新研究或改写“清史”之势。如果就客观的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提法尚欠考虑，因为清史客观存在，无所谓新旧；如果说“新清史”标榜的是学术研究上提出了新观点或新发现，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三强调”以旧充新 从清史研究角度看，“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其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出“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方面讨论。 （一）“全球化视角”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缺乏全面的世界观念，但仍然通过一些渠道，对域外世界有所了解。当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用“新清史”的说法，中国人开始采取“全球化视角”看待外部世界，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日本等地，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二）“满洲因素的重要性” “新清史”宣称“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不够。在清王朝历史中，“满洲”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其创立的八旗等独具一格的军事、政治制度，所强调的“国语”、“骑射”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可以说，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 在我国对清史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早在清代，统治者就曾花费很大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未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新清史”一再强调所谓“满洲因素”，实在是乏善可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