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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政治上的真正定型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1929年，他出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写了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批评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过于北洋军阀；摧残自由思想，压制自由言论”，遭到“国民政府”饬令教育部的“警告”，国民党宣传部集中力量编写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围剿胡适。1931年蒋介石面告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当校长）”。同时私下里又拉拢示好，威逼利诱之下，胡“知难而退，缴枪投降”，“结束了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在互异中合作的关系”。 1932年，面对蒋介石集团迫害、逮捕爱国人士入狱和严刑拷打的黑幕，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先生等积极参加，胡适也加入并任北平分会主席。但是，紧急关头胡适却怯懦屈服，充当反动派的帮凶，公开在上海外文报纸上发表谈话。胡替当局辩护道，“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并说监狱里是“自由”的，根据仔细调查所得，没有“一点儿”严刑拷打的“证据”，用捏造的“光明”粉饰黑暗统治。这些言论，背离了同盟的宗旨，危害到同盟的团结，同盟中央不得不于1933年3月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的盟籍。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他成了和蒋介石一样的“主和派”，面对日寇的侵略，采取软弱、动摇态度，而反对抗日爱国学生却很坚决。他污蔑学生“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骂学生“这就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们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学生们骂他“丧心病狂”，是“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胡适“几乎受到当时朝野的一致谴责”。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美国和蒋介石的支持，胡适成了“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此时的他，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不是像许多人那样观望、等待，更不像许多民主人士那样，坚决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而是更加死心踏地地投靠蒋介石集团，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1945年8月，他致信毛泽东，希望共产党“放弃武力”，“以和平方式”争政权。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积极参加伪国大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吹捧伪宪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并用“软”的手法“对付学潮”。当国共和谈破裂之际，他表示坚决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胡适1949年在台湾策划反共，创刊《自由中国》杂志，并亲自写下发刊词，宣称“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