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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胡适曾受蒋介石之命，去美国推动外交，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虽然屡碰钉子，备受冷落，有点心灰意冷，但他拥蒋反共之心不改，自称“我是有傲性的人”，不愿再去会见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新中国成立之际，他辱骂北京（旧称北平）市长聂荣臻将军驱逐美领事的活动，称之为“北平一个没有知识的共产党军人”的“发疯”。1960年，蒋不顾“民意”，执意要当第三届“总统”，出手镇压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自由中国》及其负责人雷震。胡适虽然不赞成蒋搞的这个“雷震案”，但是，当蒋一变脸，吓得他赶紧表白说：“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说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先生的政府。” 念及胡适早年的文化和历史功绩，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对他很关心，多次给他传话，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回到人民中间来，但都遭到他的顽固拒绝。他的立场，正如他的“铁杆粉丝”傅斯年所说：“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因此，至死都要“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 综观胡适的一生，功罪相并，但罪大于功，是否可以评价为“功三罪七”？而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中国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此路不通。自由主义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梦呓，它违背历史、违背科学，胡适不但没有能够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甚至连他自己也很少获得“自由”，反而经常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无奈地挣扎，乃至向恶势力投降。 最后要说的是，批判胡适决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甚至最初也不是由共产党所发动，早在胡适拥蒋反共之初，就有许许多多进步人士批判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胡适运动只是以往的继续。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胡适的批判，至今我们都认为是必要的、有益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所代表的崇美拥蒋和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笼罩在他头上的光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通过批判胡适，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清除了头脑里的恐美、亲美思想，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成就不能由于胡适本人和他的崇拜者的顽固对抗而抹灭，更不能因为某些批胡者事后的个人思想动摇和反悔而改变，它已牢牢镶嵌在历史进程中，镌刻在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