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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一词较为常用，如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现代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等，都是“经”与“典”连用的。然而在先秦时期，“经”、“典”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典籍形态，并且先有“典”，后有“经”。因年代久远，文献记载阙如，“经”、“典”作为先秦时期两种重要的典籍形态隐而不彰，有必要予以探讨。 “典”有三种形态 先秦时期，“典”先于“经”产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即是说，“典”可溯至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典”字，像双手捧“册”之形，是会意字。撰于西周初年的《尚书·多士》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此言出自周公，可与《逸周书·商誓》所云“成汤之典”及《逸周书·世俘》所云“文王修商人典”相印证。可见，早在商代，作为书籍的“典”即已存在，这是其第一种形态。先秦时期，“典”亦可指文章体裁，如《逸周书》的《程典》、《宝典》、《本典》等，都以“典”为体裁，《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等，也是如此。这是“典”的第二种形态。 《周礼·天官》还提到太宰执掌的“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认为，这些“典”不同于《尧典》和《舜典》，“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当代常行，与此别矣”。此言甚是，“建邦之六典”确实不同于作为文章体裁的“典”，而是官府掌管的行政文书，这就是“典”的第三种形态——类编文献。这类“典”产生于“学在官府”时期（简称官学时期），孔子兴办私学以前，图书典籍及学术文化由官方垄断，禁止流向民间，同一性质的档案文献在官府中经年积累，催生了同一文体的类编文献。 以盛行于官学时期的“训典”为例，《国语·晋语》曾提及“端刑法，辑训典”，韦昭注：“辑，和也。”清儒俞樾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训典不可言和，韦注非也。辑与集古字通……辑训典，谓集合先代之训辞及其典礼也”。可见，“辑”有聚合、编纂之义，“训典”当系由多篇“训”体文献编辑而成。这种典籍编纂方式，在官学时期的教育方面也有所体现。《国语·楚语上》载，楚国大夫申叔时教育楚太子的九门功课为“诗、令、故志、训典、礼、乐、世、语、春秋”。若将这九门功课与孔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进行对比，前者的“令、故志、训典”相当于后者的“书”类教材。不同的是，“书”是典、谟、训、诰、誓、命等多种文体编成的一部教材，而“令、故志、训典”应是三种不同文体依类编纂而成的三部教材。这种类编文献是官学时期各种典籍分类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