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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堪称战国诸子治学圭臬 与“典”相比，作为典籍的“经”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此外，同书《天下》篇曾提及“墨经”，《荀子·解蔽》征引过“道经”。甲骨卜辞中尚未发现“经”字，西周金文中有“巠”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余意‘巠’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均象织丝之纵线形。从糸作之经，字之稍后起者也。”《说文解字》云：“经，织也。从糸、巠声。”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注：“经，织从（同纵——引者注）丝也……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可见，“经”的本义与纺织有关。我国的纺织技术大约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织布的基本步骤是先固定纵向的经线，再以横向的纬线在经线间穿梭。 学派内部分化现象是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反映。以儒家而言，孔子身后的七十弟子及其后学皆传习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由于各自观点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流派。对儒家各流派来说，“六艺”是恒常不变的经典，如同纺织时的经线一样，于是，战国时期，“六艺”便有了“六经”之称，此处的“经”使用的是其引申义，即恒常。 “六艺”何以被称为“经”，陈恩林认为：一是孔子所创儒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孔子的地位日趋提高；二是在儒学中产生了专门解释“六艺”的“传”。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以《春秋》为例，战国时期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对于这些“传”的作者而言，作为“经”的《春秋》是他们阐发、解说的对象，是恒常不变的经典。故此，《庄子·天运》篇将《春秋》列为“六经”之一。同书《齐物论》还提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古来学者对该句的句读多有异议，其实应标点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是三种不同的典籍，而“春秋经”正位列其中。 墨家经历了类似情况，《庄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墨子死后，墨家也经历了学派分化，相里勤、苦获、已齿、邓陵子等墨家弟子观点各异，且相互攻讦，但皆奉《墨经》为宗进行阐发，此为战国时因学派分化而产生“经”、“传”之又一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