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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经”指战国时期内部分化后各流派及学者共同尊奉、阐释的学派原典，是一种重要的典籍形态。当然，“经”有时也泛指书籍，如《荀子·劝学》载：“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处的“经”即泛指典籍。 “典”与“经”相互衔接 官学时期官府垄断学术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典”这种以类相从的文献编纂方式成为典籍编纂的主流，而《尚书》、《逸周书》等多种文体的文献汇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守即是图书自然分类”的官学文化遭到动摇的史实，终结了以类相从的典籍编纂方式“一枝独秀”的时代。逮至战国时期，内部分化的学派对本门原典的阐释、尊奉推动了“经”的产生，在这场空前激烈的“经典化运动”中，同一学派分化为不同流派，各流派之间虽各引一端，相互辩诘，却皆奉本学派始祖编著的典籍为“经”，并进行阐释、解说。这种流派越是众多，相互论争越是激烈、持久，该学派“经”的内涵就愈发精深，地位就愈加巩固。这不仅为不同学派的论辩提供了必要准备，也推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走向繁荣。 总而言之，“典”产生于春秋以前，“经”盛行于战国时代，二者从时间上相互衔接。它们又都可以引申为“常”，“典”为治理国家恒常不变的大法，“经”乃诸子治学奉为圭臬之准则，先秦时期的典籍文化正是在“典”与“经”的兴替之间孕育生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